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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五行学说

第二节 五行学说

五行最早的概念,是指五方,殷商时代的甲骨文记载“东、西、南、北、中”五方的文字即可为佐证。“仰观天象,俯察地理,中知人事”和取类比象的方法,是当时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因此,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首先是将天象的变化和地理(即物候)的变化相联系,进而认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五方和四季就是通过对北斗星斗柄位置变动与物候变化的相应关系的观察而总结产生的。《鹖冠子•环流》说:“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在这里,为什么四方四季称作东春、南夏、西秋、北冬呢?这是古人在长期的观察中,对斗柄指向一方与物候变化状态之间相互联系的概括。如东与春,“東,动也,从木”(《说文》),“东方木,主春”(《史记•天官书》),“春,蠢也,物蠢生乃动运”(《汉书•律历志》),说明东、春在物候变化状态上的联系。如南与夏,“南方为夏,夏,兴也;南,任也。兴谓万物方兴也,任谓顺生物之性”(《尸子•君治》),说明南、夏在物候变化状态上的联系。如西与秋,“西方为秋,秋,肃也”(《尸子•君治》),“秋,禾谷熟也”(《说文》),说明西、秋在物候变化状态上的联系。如北与冬,“北方者,物之伏方也”(《尚书•大传》),“冬,四时尽也”(《说文》),说明北、冬在物候变化状态上的联系。今据“五方之民”(《礼•王制》)、“五方杂厝”(《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对《易•系辞》“河出图”图例的推演,又据胡厚宣氏《论殷代五方观念及“中国”称谓之起源》一书对甲骨文的考证,殷代已有中、东、南、西、北五方的概念。这就是五行概念早期的五方说。

在殷商之后的西周末年,五行概念又出现了五材说,即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尚书·洪范》孔颖达疏云:“书传云:水火者,百姓之求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是为人用”。《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云:“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这正是五材与人类生活密切关系地描述,也说明五材说来源于生活实践。古人将生活物质提炼为五材,同时认为世界是物质的,世界上的“百物”是五材相互作用的产物。《国语·郑语》明确指出:“百物”是“土与金、木、水、火”杂合而成。

五材说之后,《尚书·洪范》对五行的基本属性作了部分概括:“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穡”。同时,把五行与五味相联系:“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 稼穡作甘”。从这里可以看出,这时的五行的概念、含义,已超出了五种材料本身的范围了,它们所代表的已是五种抽象的功能属性了,并以此说明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内经》一书,不仅充实和发展了五行内容,还明确指出了五行和阴阳一样,是天地间的普遍规律:“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素问·天元纪大论》)五运即五行。这样,《内经》就把五行和阴阳一样看作是世界发展变化的根源了。同时,《内经》又把五行与阴阳的理论,十分具体地引入到论述人体脏腑之间的生克关系,用以阐述人体生理和疾病变化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