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弘扬中医药应作为国家战略--中医药完全可以解决艾滋病问题
美国兰德公司2003年的报告《新出现和再度出现的传染病对全球的威胁》中明确指出：大部分国家面临的威胁已由敌对国家直接军事攻击转为“灰色领域”的挑战，如传染病不可控制的蔓延等。如对此不加以重视，对一个国家的功能运转和安全造成的负面影响将是毁灭性的。
兰德公司的报告表明，美国正在从国家战略高度，重新认识西医的局限性和西药的毒副作用，寻求人类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途径。
在我国，艾滋病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艾滋病患者强行接收高速公路收费站、围攻防疫站和卫生局之事时有发生；如果不能尽快遏制，将会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产生不可估量的消极影响。
SARS期间，受科技部调研室委托，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中医药战略地位研究课题组赴广州调研中医药治疗SARS疗效，对促进北京中医介入SARS治疗起到一定作用。鉴于艾滋病流行的危害巨大，鉴于中医是理论医学，应该能够解决艾滋病问题，2003年9月，调研室再次委托课题组调研中医治疗艾滋病的疗效与前景。经过认真调研，我们发现，保持了中医传统的民间中医有可能解决艾滋病问题。但是他们却受到政策法规的不公正待遇，这是每个有使命感的官员、每个有民族自信心的国人所难以理解的。
一、进入艾滋病村的背景与七路民间中医
接受调研室委托后，课题组邀请国家队中医专家与他们同去调研，或请假不便，或怕周围同志担心，或因传染病法不便介入；无奈，只好请民间中医王文奎大夫同去调研。课题组于10月底到河北固安调查艾滋病病情发展情况。考察之后，王大夫说：说得夸张点，像感冒一样好治，首先要解决吃饭和腹泻问题。这两样解决了，艾滋病基本就解决了。
(一)中医难以进入艾滋病疫区
2004年3月，课题组到河南艾滋病高发区调研，并表示希望免费救治几例危重患者以便做到心中有数。当地卫生局明确表示：别说来了几个中医专家，就是来了几个中医院士，没有卫生部的批文，也不准治疗艾滋病。我们心中凉了半截：这难道就是宪法第21条规定的中西医并重？最后，在科技厅支持下，才在科技厅帮扶村偷偷为吃西药反应过大的危重患者免费治疗。先是，吃西药的患者死了好几个，引起恐慌，吃西药反应太大的患者就改吃中药试试。几天后，这些患者一改过去发烧恶心腹泻的病态，能吃能睡能劳动，于是其他患者也纷纷要求吃中药。只好逐步扩大治疗范围。
在接受调研任务时，我们并没有想到真会有中医去艾滋病村现场治疗，因为按传染病法中医是不许治疗传染病的，当时只知道：承担国家艾滋病研究课题的中国中医研究院的中医专家在坚持研究，从未听说有中医去疫区治疗。10多次到疫区调研过程中，发现还有六路民间中医主动奔赴艾滋病村免费为患者送医送药，不过都是偷偷进行，不敢公开，得不到卫生和药监部门支持。就是这些名不见经传、没有行医执照、不为有关部门承认的民间中医执着的治疗，显露出了中医解决艾滋病的一线曙光。他们解决了问题，稳定了民心。
这些民间中医顶着非法行医的罪名，冒着被感染的危险，自己拿钱为人治病，究竟为了什么？因为他们有使命感，他们相信中医能够治疗艾滋病；大医精诚，他们要救死扶伤。他们的做法能得到国家的理解吗？
(二)艾滋病一线的七路民间中医
七路民间中医只有一路有正式行医证，有3位自学成才，4位是祖传或师承，均无学历。
最早到上蔡治疗艾滋病的是浙江孙传正大夫(浙江义乌中草药研究所)，那是2001年冬季。他在家熬好中药后，装在塑料袋中运到上蔡，通过关系发给艾滋病患者。汤药有5种，一种为主。不同患者用药不同。后来将汤剂改为胶囊。孙传正大夫自2001年以来共治疗艾滋病患者200余例，有病案记录的163例，其中156例有效(临床治愈)，有效率达95.7%；其中100例服药3个月后停药，2年没有反弹；省防疫站复查8例，5例抗体转阴；北京地坛医院检查7例，2例病毒载量为零，其他病毒载量大幅下降，CD4+、CD8+指数7人全部升高。3年**有7人死亡，其中3例是在病情稳定后由于饮食不节而成“食复”不治。
山东李传和大夫是乡村医生，自2002年10月起共治疗22例艾滋病患者，均服药3天有效，服药13～23天停药，至今没有再服药，身体情况很好，包括其中4例晚期患者；90%以上患者服药后1个月就能正常工作。
王文奎大夫(北京泰一和中医药研究所)受课题组委派，负责组织艾滋病子课题组到疫区调研中医治疗艾滋病疗效。1年中在郸城和上蔡治疗90例患者，疗效不错。
莫以贤大夫是湛江中医药研究所所长，自2001年以来共治疗艾滋病患者200余例，有病案记录的78例，服药后1个月内明显好转，病症消失；在北京地坛医院复查10例，其中8例查不出病毒，4例停药没有反弹。
李之焕是广西一个民间癌症防治所所长，《中国中医药报》对其事迹曾作长篇报道，后因“非法行医”被捕，劳教3年，5次到上蔡治疗患者3人，2例有检测报告，效果很好。
李德敏是湖北襄樊市清菁气味医学研究所创始人，也是最早到艾滋病村的大夫之一。已在上蔡治疗近百人，对腹泻等机会性感染的疗效几乎是100/%，颇受群众欢迎。
刘志明是祖传中医，1981年即已获中医师行医资格证，在瑞丽治疗艾滋病人四五例，疗效不错，为此差一点把命扔在瑞丽；让其姐(军医)在上蔡治疗艾滋病患者十余例。
七路民间中医在3年多里共治疗了近600名艾滋病患者。效果明显优于在全世界推广的鸡尾酒疗法。
二、民间中医治疗艾滋病疗效明显，稳定了民心
西方国家承认，目前普遍使用的“鸡尾酒”疗法并没有解决艾滋病问题。一则“治愈率”不过40%左右；二则毒副作用太大，约40%患者因为难以耐受而宁死不再服用；三则有严格的适应期，只能在发病后的某一阶段服用，否则，或导致提前发病，或导致更快死亡；四则不按时、按规定服用会导致病毒产生耐药性，已报道出现新的耐药株；五则必须终身服药；六则必需配用其他药物来解决患者的机会性感染。与此相比，民间中医采用的中药治疗优势相当明显。
(一)疗效显著，显露出解决艾滋病问题的曙光
我们总结民间中医治疗艾滋病有如下优势：
1.症状改变明显。艾滋病患者厌食和腹泻是生存的两大障碍，民间中医解决这两大难题效果较好。80%的患者在服用中药后的三五天内普遍能吃饭，而且消除了腹泻症状，1个月即可参加体力劳动，使这些人都能够像健康人一样活着，能吃能睡能劳动，能上养老下养小。
2.中药毒副作用小，不产生耐药性。民间中医治疗近600名患者，没有发生过毒副反应，没有患者因中药毒副反应而停药；且中药不产生耐药性，这已为几千年的历史所证明。
3.中药治疗费用低廉。中药治疗费用低廉，一般说来，约相当于西药3个月到半年的费用。例如，王大夫用药，每月约200元，一般服用半年即可，而西药每月需480元。
4.中医药疗效巩固，周期短。中医药防治艾滋病，一般患者服用少则13～23天即可停药，多则9个月或1年即可停药，无需终生服用。
5.在潜伏期中医即可开始治疗。在HIV感染后的潜伏期内就中医可以开始治疗，不像西药那样必须等发病后CD4+细胞降到150～350时才能服用。
上蔡县艾滋病防治与关爱办公室冯主任说，美国自然基金会专家到上蔡宣传：艾滋病可防不可治。通过中药西药在上蔡使用的对比，他认为，只有中医才能解决艾滋病问题，因此他们现在宣传：艾滋病可防也可治。
(二)稳定了民心，功不可没
河南、河北、山西、湖北等内地省份的艾滋病人基本上都是由于卖血而感染的。当时，有卫生厅发文鼓励农民卖血致富，血头们不仅在河南而且跑到山西、湖北欺骗农民卖血。调研中，看到患者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不禁催人泪下。卖血没有致富，反倒染上艾滋病。艾滋病村周围到处都是坟头，新土堆是才下葬不久的，长了草的是半年前埋葬的。这些生命是无辜的，我们国家欠他们的太多。整个社会从道义上出发也应该对他们负责任，我们没有理由不千方百计为他们进行治疗，更没有理由不让他们有更多的医疗选择机会而只许他们用一种方法治疗，那样也太不人道。
上蔡县是艾滋病重灾区之一。其防治工作始于1999年。县艾滋病防治与关爱办公室冯世鹏主任做了大量工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受到群众爱戴。但不管怎么说，当时国家尚没有精力关注艾滋病问题。到2003年，国家的干预力度才越来越大，患者可以免费检测HIV，也可以获得免费的“鸡尾酒”疗法药物，虽然这些药物的效果差强人意。2001年前后，眼睁睁看着患者一个一个死去，群众一片恐慌，民心不稳，有些患者做出了一些不理智的事情。他们走上了上访之路，到县委、政府静坐、请愿，甚至到机关闹事，群众已经绝望：没法活，活着是受罪，看病又没药，有的投井，有的上吊，有的服毒。
然而，正当上蔡没有政策、资金和药物，人心惶恐不安时，2001年底，孙传正、李德敏等民间中医到了上蔡，免费发放中药，患者吃后效果很好，也没有毒副作用，很受群众欢迎。冯主任讲，通过中西药在上蔡使用的对比，“只有中医药才能治愈艾滋病”。“现在这里群众的情绪稳定，精神面貌也好了，社会也比较安定了，是因为中药攻克了艾滋病”。
这充分说明，民间中医在国家尚未顾及艾滋病之时，急国家之所急，起到了治疗患者、稳定民心的作用。他们功不可没。但是，谁又来肯定他们的工作呢？
(三)民间中医何以能治疗艾滋病
中西医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医学体系。西医千方百计要用药杀灭病毒，中医则用药改变病人体内环境，调动患者的自康复能力。例如，西医治疗疟疾是设法杀死病人体内的疟原虫；众所周知，针灸可以治疗疟疾，决不是一针扎下去正好把疟原虫刺死了，而是调动了患者的自组织能力或曰自康复能力。
几十年来，中医国家队淡化了中医的特色与优势，跟在西医后面也要设法用中药杀病毒。SARS期间有关部门拿出的预防处方就是这一思路，导致不少学生吃出问题。当年中国支援坦桑尼亚治疗艾滋病，行前展开了“辨证论治”与“辨病论治”争论，但结果仍以杀灭病毒作为治疗的首要任务。中医国家队18年来没有拿出像样成果，盖源于此。民间中医没有受西医影响，完全用中医思路看病，因而能解决艾滋病问题。因为中医是理论医学，可以应对一切疾病，这已为几千年的历史所证明：中国从未出现过像欧洲那样一死上千万人的传染病。
如果没有百年来对中医的打击、压制、排挤、改造，中医可能今天早把艾滋病完全解决了。
三、迄今仍未组织民间中医继续治疗艾滋病
徐冠华部长向吴仪副总理汇报了民间中医治疗艾滋病的情况，吴仪在报告上批示“要组织中医界参与AIDS的防治工作”。随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要求七路民间中医分别在北京和在河南周口市两次向局领导汇报。我们当时非常兴奋：汇报之后，民间中医就可以得到国家支持，发挥特长，艾滋病解决有望了！
汇报时问民间中医的三个基本问题是：你是什么学历？有没有行医执照？你是怎么进入艾滋病村的？但从无人问有什么困难没有等，当然更没有哪位领导亲自或派员到艾滋病村去考察一下疗效了。我们的心一下子凉了。
特别是周口市和科技厅领导向局领导明确说，他们都已亲自去考察过民间中医治疗艾滋病的疗效，明确表示坚决支持后，没有任何人肯定民间中医的工作。倒是有人屡屡派人到某单位调查七路民间中医之中唯一有行医资格的大夫的情况，总希望从中找出点什么毛病(其实SARS期间对待吕炳奎治疗SARS小组就是采取这种办法，调查来调查去，拖到最后，吕炳奎小组没有治成一个SARS病人)。其实，首先应调查有没有疗效而非有没有资格。民间中医在周口向局领导汇报后，某省卫生厅马上找参加汇报的他们省的民间中医谈话，让他以后不要到别的省去治艾滋病了。令人不解的是，汇报会并未见报，那个省卫生厅何以知道他们省的民间中医参加了汇报会？周口会后，经局领导与河南科技厅领导谈话，过去支持课题组工作的厅领导明确向课题组表态：现在上面都知道了，以后我们不能再支持、保护你们了。
前些天，县卫生局副局长在“传达”上级指示精神的会上讲，北京有个中医来这里治艾滋病，谁再支持他就端谁的饭碗。因此，已经送到艾滋病村的药品不敢再发给病人。因无药吃了，不少病人去找卫生局，坚决要求继续吃中药。
因此，七路民间中医向局领导汇报之后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不仅得不到支持，反而没有办法继续再去为患者治疗，因为他们已经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倍受监督了。
中医国家队18年了没有拿出像样的东西，民间中医自发上前线，一去就能解决问题，反倒是把他们抛到一边，予以压制，不让患者有受到治疗的另一种选择，究竟是为什么？
四、目前艾滋病防治的问题和思考
(一)用《医师法》否定民间中医
有人总是用《医师法》作为压制民间中医的借口，强调没有行医执照就不能行医。其实，关键是他们能不能治好病，特别是在今天特殊情况下，能不能治好艾滋病；如果能，他们没有行医执照的责任就不在他们而在有关部门了。那就是有关部门崇洋媚外，逼良为娼，迫使他们非法行医了。几千年来，这些官员的某一祖辈肯定受过没有行医执照的民间中医的恩惠，没有那些民间中医，恐怕就没有他了，他也不能在这里压制民间中医了。任何法律都是人定的，都是要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完善修改的。今天的有些法律条文既然阻碍中医药发展，就应该修改完善。
我们亲眼看到这些患者吃了中药后，从症状表现上已经与健康人没有区别，可以参加体力劳动，可以上养老、下养小，可以高高兴兴、健健康康地像普通人那样活着。不能总是觉得吃西药哪怕是躺在那里不能动甚至很快死去也是“科学”。这就涉及医学的最终目的，是要使人高质量地活着呢，还是要让人身上的某些人为指标达到某种人为规定呢？艾滋病患者可不管你科学不科学，他们希望活下去，希望像健康人那样活下去。只要能让他们健康地活下去，他们就欢迎！我们的医学、我们的医疗保健体系不能陷入“科学主义”。
民间中医水平并不低。我国中医院校的中医教材就是解放初吕炳奎组织民间中医编写的。这些编写教材的民间中医今天早已成为中医大师，当初编写教材时，他们也没有什么行医执照。20世纪60年代，南通市中医大师朱良春先生就收了一个民间医生做徒弟并悉心相授，他没有学历，朱老就争取到了一个正式进修名额而让他获得了行医资格，后来这个没有受过任何高等教育、职称不高的徒弟成为了1982年卫生部中医司编写的《实用中医内科学》的统稿人，后担任《中医杂志》副主编，现在英国牛津讲学诊病，他就是朱步先先生。然而，今天的领导却总是用法律限制民间中医，嫌他们水平低，嫌他们不科学；至于为什么这样做，有人说，原因在于支持了这些民间中医，就等于否定了几十年来有关部门西化中医药的做法，否定了他们的“成绩”。
1911年我国有80万中医，1949年50万，今天只剩下27万了。而且，就我们对若干中医院的粗略调研，大约仅10%的中医开汤药处方，余者开中成药和西药，往往以后者为主。换句话说，基本能以中医思路看病的中医不过3万人，再严格管理，中医就要被彻底消灭光了。而消灭中医是国民党时期余云蚰提出的，也是解放后被**撤职的中央卫生部王斌、贺诚两位副部长梦寐以求的。今天，28所中医院校培养出的中医已日益淡化了中医特色，因此，振兴中医的希望恐怕要更多的寄托在民间中医身上。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为了人民健康，为了国家利益，当不拘一格降人才。
(二)《药品法》压制了中医药的发展
几十年来，我国一直用西药标准衡量中药，导致我国中药全盘西化，相当一部分新批准的中药无法由中医大夫辨证使用。中药与西药是截然不同的两类药，根本不能用同一标准。中药永远达不到西药标准，而且也完全不必达到，反之亦然。
据说，根据吴仪副总理的指示，2004年5月中旬，国家药监局向课题组了解浙江孙传正大夫到上蔡县治疗艾滋病的情况，并于5月19日与课题组座谈一天。谢处长明确表态，中医大夫使用自治的丸散膏丹为病人治病，只要不在市场出售，不应视为假药，并说很快要出台这方面政策。我们感到，这才是有民族自信心、为百姓利益着想的好官。此次会后没多久，据说有两位官员写信给药监局，要求规范中药管理，药监局要出台的政策也就胎死腹中了。
1个月后，一些人员到驻马店考察艾滋病治疗情况，当群众反映西药毒副作用太大、中药疗效好时，有人对群众说，西药是政府免费发放的，是党的关怀，那些中药没有批号，吃了会损害你们健康；某官员当场要求检查医院有没有中药克艾特胶囊，吓得莫大夫连夜逃出驻马店。
7月中旬，在某局召开的专家座谈会上，78岁的艾滋病专家发言说，他7月10日与有关领导一起考察了民间中医治疗艾滋病的情况，效果明显。他的话还没完，有官员就说：马上抓人，都是假药。但似乎由于7月20日吴仪副总理在徐冠华部长的报告上做了批示，才没有抓人。
虽然按照药品法中国民间中医没有权利治疗艾滋病，但有关部门却允许外国公司将他们尚未上市、疗效和毒性都不清楚的化学药拿中国艾滋病人做试验，如前段时间所曝光的地坛医院“免费”治疗艾滋病事件。
有人告诉课题组，能允许外国公司拿中国人做新药试验，却不容许应用数千年的中医药对艾滋病进行救治，这种现象背后的本质，是受外国公司利益驱使，受公立医疗机构和研究机构以及制药业的利益制约，而无视人民群众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也有人对课题组说，接受美国大量赞助，进口抗病毒药，实际是帮助美国扼杀中国对艾滋病治疗药物的研发能力，让中国艾滋病治疗永远受美国控制。当年巴西、印度都曾拒绝美国对其艾滋病治疗的捐赠，原因就在于他们认识到美国“善举”的目的不纯。
(三)《传染病法》阻碍中医治疗传染病
按照传染病法，中医不能治疗传染病。因为传染病法规定传染病只能在传染病医院治疗，而中医是没有传染病医院的，传染病医院也基本没有中医(有也是陪衬)。因此，中医国家队没有人主动前往疫区治疗艾滋病人，我们也找不到国家队人员与我们同去。谁也不怪这些同志，是《传染病法》阻碍了他们。2003年广州中医之所以能介入SARS治疗，是当初不知SARS是传染病，而且也没有规定SARS是传染病；4月份有关部门规定SARS一类传染病后，北京的中医就无法介入SARS治疗了。只是由于科技部的调研上达、以及邓铁涛老先生等上书中央，北京中医才得以在后期介入SARS治疗，最后还被曲解为“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
五、为了13亿人健康，弘扬中医药应该成为国家战略
众所周知，中医与西医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医疗保健体系，各有所长，应该按宪法精神和宪法第21条规定，并重发展，相互配合，不能支持一种，压制一种，否则，应视为违宪行为。因此，在西医对艾滋病、禽流感等束手无策之时，为了保障13亿人的健康，国家应该把弘扬中医作为国家战略提出来。
如果我们不深入研究用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等重大传染病问题，中国人民的健康就可能受制于人。
弘扬中医不仅仅因为它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弘扬中医是一种爱国主义教育，更因为它代表了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只有它才能真正解决13亿人民特别是9亿农民的健康，而且，它是我国自己的原创医学。且不论西方已经认识到的西医药的弊端，我们模仿人家，只会跟在人家后面跑，不会有什么出息的。
几十年来，中医和中医学一直处于被审视、被验证、被质疑、被改造的地位。德国慕尼黑大学波克特教授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指出：“中医药在中国至今没有受到文化上的虔诚对待，没有确定其科学传统地位而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学探讨。…所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这样做的不是外人，而是中国的医务人员。他们不承认在中国本土上的宝藏，为了追求时髦，用西方的术语胡乱消灭和模糊中医的倍息”。
近半个世纪以来科学与社会的进步，以整体论为核心的科学革命即将出现，中医基础理论及其研究方法论的深入研究可以指导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中医这一原创科学的价值将日益为世人所认识。包括针灸在内的中医药是我国唯一有望在近期赢得诺贝尔奖的科学。我们决不能丢弃这一原创科学的发展机会。
百十年来，中医屡次遭受打击与失败，但总是屡败屡战，不仅表明中国人的不屈不挠，更表明中医的存在价值。
近20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GDP增长速度高达10%，而同期基本以西医为基础的医疗消费却以30%的速度递增，今后若继续只依靠西医，我国经济将无法承受。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建议：
1.拯救与弘扬中医这一中国原创性医学首先要从重视中医对传染病的研究开始。要给以宽松环境，组织中医参加艾滋病、肺结核、禽流感等传染病的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
2.建议将中医作为保障13亿人健康的国家战略，尽快组织力量梳理所有有关中医药的政策法规，出台中医药法，使之能促进而不是阻碍中医药的发展，为中国人民也为世界人民保留一种不同于西医药的、系统的、完整的、先进的医疗保健体系，使中医药真正成为我国人民医疗保健的两支同等重要的力量之一。
3.建议尽快让中医药独立于卫生部之外，作为过渡，建议国务院下设一个中医药领导小组，全面领导中医药的医疗、教育、科研。首先支持中医药特别是民间中医治疗艾滋病的研究。在有关法律法规没有修改完善的情况下，发布一个临时性法规，使中医能够介入传染病治疗，使有关中药能够使用；允许并专款支持中医特别是民间中医治疗传染病的基础及临床研究，专设考试对民间中医进行考核，但凡合格和有一技之长者，应予以行医资格。
4.建议选定三两个或更多省市作为中医药特区进行试点，允许其按自己的情况决定中医药科研、教育、临床等的政策法规。或在艾滋病重灾区设立中医药特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