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序一 邓铁涛

邓铁涛，1916年10月出生于广东省开平县，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名老中医，内科专家。历任广州中医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副院长，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中医理论整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现任中国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医药学会中医理论整理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二、三届理事会名誉理事，广东省卫生厅药品审评委员会委员，广州市科学技术委员会顾问，中国中医研究院客座教授，辽宁中医学院名誉教授，广东省第四、五届政协委员。1989年被英国剑桥世界名人中心载入世界名人录。1990年被遴选为全国继承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指导教师。1993年荣获广东省“南粤杰出教师”特等奖。

邓铁涛教授擅治心血管疾病，研制成功的中成药有“冠心丸”、“五灵止痛散”等。临床长于对内科杂病的诊治，并擅于运用中医脾胃学说论治西医多个系统的疾病以及疑难杂证，如重症肌无力、萎缩性胃炎、肝炎、肝硬化、再生障碍性贫血、硬皮病、风湿性心脏病、红斑狼疮等，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其著述、主编及编写的论著8部，发表论文80多篇。专著有《学说探讨与临证》、《耕耘集》、《邓铁涛医话集》。主编《中医学新编》、《中医大辞典》、《实用中医内科学》、《中医诊断学》、《实用中医诊断学》等。1986年开始主持国家七五攻关项目--重症肌无力的临床实验研究课题，1990年通过国家科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鸦片战争，英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了**的清政府的大门，中华民族一连串国耻接踵而至。帝国主义的大炮不仅打破国门，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化除了给我们带来西方文明的优秀部分之外，也带来了如鸦片烟一样的东西，使东方之龙，睡梦不醒，逐步地对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可宝贵的部分失去信心，甘心一切臣服于西方文化脚下。这就是近百年中华文化的现实、中医药学所处的时代背景。

中国近代史，是中国人民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史；中医近代史，也是一部中医被压迫史、中西医不平等史。这个不平等不是外来的，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此话有失偏颇，西药利益集团对中医药的打压，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国内有些医药汉奸，则是不争的事实)！

辛亥革命之后北洋政府于1912年公布的《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有过医药教育部分，但没有中医药教育方面的规定，此即是“民元教育系统漏列中医”事件，引发了中医近代史上首次抗争请愿活动。教育总长汪大燮公然说：“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谓立案一节，难以照准”。这次斗争无结果，从此民国时期的中医药教育，不为国家正式承认。

1929年2月，南京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由余云岫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此案若果实行，则我国之中医将于20世纪中期绝灭矣(只是生存环境更加恶劣而已，但不会灭绝，因不用仪器，有几本书就够了)。余氏精心策划，如：(1)现有旧医实行登记给予执业。旧医登记期限至1930年底为止(等到这批中医完了，中医药学便断子绝孙了)。(2)凡登记之旧医参加补充训练，学习西医至1930年止，凡不参加者、未获证书者，即令停业，50岁以上旧医可以免受补充教育。(3)禁止登报教授旧医及学术宣传。(4)禁止成立旧医学校。这一废止中医案在会上通过了，但遭到中医药界的抗争。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南京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将废止中医案搁置起来。但南京政府对中医采取轻视、歧视与排斥的政策从未终止。20世纪前半叶，时间不长，但对中医药事业及学术上的打击，影响严重。而这一段时期，3亿多中华儿女的保健者仍然就是中医中药！汪大燮在1913年12月29日接见要求为学会立案的北京医学会的代表时说：“我国拟全部废中医，恐一时难达目的，目前我国所有西医不敷全国之用也”。解放前中医人数约50万，还有药商、药工、药农等，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数字！废止中医药，这个人民的保健网便彻底破碎了，其严重后果不堪设想。但比这更重大的是一个有5000年历史的中华文化国宝消失了。

为什么解放前的卫生行政部门要消灭中医呢？

汪大燮1913年12月29日还有一段话，道破了玄机。他说：“按日本维新已数十年，其医学之发达，较之我国不啻天壤”。这就是要在中国消灭中医的思想根源。中医药事业受到严重的打击，中医有识之士感到中医药已临绝境了。这就是20世纪上半叶中医可悲的历史。

我们回顾一下，20世纪初我国留学外国的留学生中，以留学日本者为多，而一心要消灭中医的人也多是留学日本者。余云岫就是留日归来，回国后一直是从事废止中医之活动的干将；鲁迅批判中医，他也是留学日本的；国学大师梁启超，虽经医疗事故，把他的好肾错当坏肾割除了，但他仍然认为比相信阴阳五行好。梁启超是维新派，自然要向日本维新学习。日本的明治维新，经日本国会投票，只超过少数票便把汉方医(中医)废掉了。徒子徒孙们返国后要走日本的路，不顾中国之国情与民族利益，要消灭中医。然而历史已经证明，消灭中医的政策是极端错误的。目前有人要为余氏翻案，这案是翻不了的。如果余云岫的方案能贯彻执行，那么中国的医药卫生很自然就将成为日本国的附庸了。这段历史，值得人们深思。

1949年在中国领导下，推翻了三座大山，中医与全国人民一道翻身解放。中医有机会参加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大会。但遗憾的是，把余云岫安排到中医代表组参加会议。中医组哗然，反对与之同座，但最后被说服了，在团结中西医的方针下，接受其参加。会上余氏又一次得意地提出一番教导中医之意见，并于会后洋洋得意。中医真正受不平等对待之开始，是在王斌执掌国家卫生部副部长之后。他接过余云岫的接力棒，用改造中医的方法来取代废除中医。王斌思想在其大作《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基础上产生一定医药卫生组织形式与思想作风》之中尽露无遗。如认为中医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是封建医，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他说：“取消他们是为了人民，但我们今天还没有足以满足人民的医药供应的力量，取缔旧医会造成人民对我们的误会，因此我们对旧医限地医应该采取团结的方针。…他们有严重行会观念，技术的秘密化，师徒的封建传统，与某些技术上的垄断与居奇，医学的非科学性和唯心的思想方法。…在技术上改造，是应该介绍初步的科学医学知识，…开短期训练班，经训练合格者给予医助资格，并在训练班中启发他们客观地来认识过去，停止其今后招收学徒。至于中药，我们应当接过来予以科学的研究，将来归入我们的新中国药典中去”。王斌在东北卫生部发表此文后，卫生部向全国推荐，然后王斌被提升为中央卫生部副部长。他上任之后便推广其改造中医之政策，全国中医参加进修班学习西医。这一歧视中医的政策为主席所察觉，由《健康报》发表公开点名批判王斌的文章。《健康报》1955年2月4日发表了朱健写的题为《批判王斌轻视中医的资产阶级思想》。自2月4日开始，《健康报》对以王斌为代表的歧视中医的思想展开了批判，发起全国性的批判文章40多篇，3月11日《健康报》并以《积极参加批判王斌轻视中医的思想斗争》为题发表社论。

1955年11月19日，中央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同志在《人民日报》第3版上，发表了《检查我在卫生工作中的错误思想》，文中说：“我对传统中医的错误思想，长时期内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如1952年底前中医问题上的错误，已较为明显了，但我在第二届卫生行政会议上则认为中西医团结这一基本问题已大体解决。…更为严重的问题是1954年冬，党中央**指出中医工作犯有方针性错误的文字指示下达之后，我更错误地认为自己在中医问题上的主张同中央基本一致…，在这种不正确的思想情况下，自然不会立即地主动地进行对王斌对待中医的错误思想的批判”。最后还说：“在干部的选拔和使用上不是首先注意政治品质，王斌问题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在中医、西医和医学教育问题上发表的文章，我没有及早给予严肃的批判，这就是对他的错误思想的默认和支持，助长了他的思想毒素的传播”。

王斌继承余云岫的衣钵，用改造中医以消灭中医之政策、受到党中央的严肃批判告一段落。

1955年我国成立了中医研究院，1956年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成立了四所中医学院，这是中医事业的第一个春天！1958年第一届西医学中医毕业，**在卫生部的报告上批示“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整理提高”。并强调要正确贯彻中医政策以促进中医学的发展。1958年以后，差不多全国各省都成立中医学院。这充分说明党中央国务院是十分重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的。

文化大革命来了，一方面大倡一根针一把草以淡化中医，另一方面提倡“中西医结合是中国医学发展的唯一道路”。于是有些中医学院合并于西医学院而名为“新医学院”，其结果，中医又一次遭到打击。

但各种打击，也没有把中医打倒，原因在于中医治病就是有疗效，群众拥护，老百姓离不开中医。例如，20世纪四五十年代，广州每天诊治百多名病人的名医不少，防病治病中医是绝对的主力军，但以后西医院多起来了，加上公费医疗报销等制度原因，急危重症的患者都往西医院送，中医过去靠家庭病床治疗急危重症的舞台没有了，结果反而错误地认为中医治不了急症！舞台没有了，不少名老中医逐步驾鹤去了。中医学院成立之初又忙于师资与教材的建设，忽视中医医院的建设。医院建设也得不到卫生行政部门的支持。比如我校第一附属医院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有一个小小的门诊部，20世纪80年代才有一百多张病床，而老一辈临床家纷纷老矣！

20世纪下半叶，世界医学突飞猛进，我国中医仍处于不平等地位，少量的大学生虽然培养出来了，中医的临床水平却没有提高。中医百年来推而不倒，靠的是临床显效，现在却有日趋淡化之危险。人们不认为不平等待遇是主要原因，而归咎于中医理论的落后。

中医最大的不平等，不仅在于环境条件等因素，更主要的是--“科学主义”对中医的发展是最大的障碍。解放后几十年了，中医是否“科学”仍在辩论不休！普遍认为中医药要现代化，不能缺少西医的帮扶与改造而忽视中医药学自身的发展。因此“重西轻中”成为中医药发展的最大绊脚石。可以说：“科学主义”一切以西方文化为准则，这是西方文化带给我们的精神鸦片！最痛心的是“重西轻中”思想已深入中医内部，据说中医博士生如果案头有一本《内经》便会受到同学们的嘲讽，这已不是个别现象了！

“重西轻中”的现象早被卫生部原部长崔月犁所觉察，当他视察某地一所中医医院时竟看到一个“中医科”的科室牌子。因而促使他于1982年召开了著名的衡阳会议--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教育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制定了《关于加强中医医院整顿和建设意见》、《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切实办好中医医院》等文件。这次会议特别强调了中医单位要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问题，增加中医事业经费问题，解决中医后继乏人、乏术问题等重大问题。这是一次正确的关系重大的会议，后来却受到一部分人的异议。但在崔月犁部长等人的努力下，1986年1月经国务院会议作出“关于成立中医管理局的决定”，并于同年12月正式成立直属国务院由卫生部代管的国家中医管理局，开始改变“西医在朝，中医在野”的局面，这是中医药事业迎来的又一个春天。纵观20世纪这一百年，中医在坎坷的道路上前行。

回顾20世纪这一百年，余云岫的消灭中医政策可以说是失败了。但王斌改造中医的思想影响并未因其被批判被撤职而彻底消失。王氏之阴魂，凭借“科学主义”这一精神鸦片渗透到中医药队伍之中，使中医药事业危机四伏。

进入21世纪，中医药在2003年抗击SARS之战中，发挥了人所共知的威力。现在正向攻克世界医学第一难题“艾滋病”而进军。如果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那么21世纪的中医药学术将又一次腾飞。

21世纪是一个新的世纪，中医的第三个春天来了！首先是中国科技部于2005年把中医药作为重大科研项目纳入“国家973计划”之中；2006年党中央国务院把“中国中医研究院”正式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从此中医药学是不是科学这个百年论证可以休矣，岂不快哉！

新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国家昌盛，中国走在和平崛起的光明大道上。中医药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中医药的发展现在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关怀与强有力的领导，中医药在21世纪将得到发展是肯定的。但经过一百年的不正常待遇，已经疾病缠身，仔细盘点中医药之家底，不容乐观。中医之发展是快是慢，取决于正确的战略措施，中医发展越快，越有利于国计民生，正如**所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了。此时得读贾谦同志之大作--《中医战略》深为感动。觉得这是一部关系国家、民族、文化发展的“软科学”的成功之作。本书是经过精心设计、深入调查研究，以热爱中华、热爱中医药学的炽热的感情与高度的智慧写成的好书。故乐为之序。

参考文献：

1.邓铁涛.中医近代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8.

2.吕嘉戈.挽救中医.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

邓铁涛

2006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