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中医药战略地位研究总报告--重新确立中医药重大战略地位&
前言
斗转星移，世事变迁。在世界文明进步的历史长河中，众多璀璨文明已渐衰颓，取而代之的是近代200年来随着主权侵略、资源控制和经济掠夺而扩张全球的西方文明。而与之相伴的西方社会价值观以及经济、科技发展理论，超越国界和民族的疆域，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日益兴盛。与传统文化的命运相似，植根于各国文化、经济和宗教信仰基础之上的传统医学，也面临着西方医学前所未有的冲击。美洲文明的创造者印地安人，其传统医学已经随着民族的衰落而消失；阿拉伯世界的医学科学曾为世界医学科学做出巨大贡献，现也无法扭转颓势。唯有中医药学依然在逆境中艰难前行。
近百年来，是人民的信任和依赖维护了中医药的生存。自辛亥革命起，中医药学即被视为旧文化传统的一分子，革命者反封建的强烈愿望把传统医学的精华也视同糟粕，欲与封建社会一起埋葬。由于买办资本的压力，自北洋政府以来至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历任统治者对中医药发展均采取压制甚至消灭的政策。1914年北洋政府以“中西医难兼采”为由，“决意废弃中医，不用中药”；1929年南京政府以“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开展”为由，通过了《废止旧医案》。这些举措违背民心，终未能得逞。新中国成立之初，卫生部有的领导人也提出中医不能进入医院的政策，**主席对此予以严厉批评，才使中医药学得到了生存和某种程度的发展。
但是，为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做出伟大贡献的中医药，近百年发展的道路一直比较坎坷，在今天再次面临危机。用某任卫生部部长的话说，就是要“用今天的科学方法，把中医的经验和理论给以证实和说明”。现代科学方法就像达摩克利特之剑，一直悬在中医药学的头上，“科学”似乎已经成为中医药难以逾越的鸿沟。而反观近代科学发源地西方国家近年来兴起的中医热，中医特有的有效性、经济性、非破坏性和整体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接受和关注。对于面临医疗费用日益高涨而难以为继的西方医保体系，“简便廉验”的中医无疑是调整医保费用的一剂良药。面对中医在西方世界的兴旺，我们完全有理由担心，也许未来中国要到西方去取中医药的真经；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相信，当西方人未来在医学领域取得与传统中医历年相一致的“开创性”科学成就，中国人所遭受的挫折感要比现在的相对落后来得更加强烈、更加彻底。
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支持中国科技信息所联合有关单位研究中医药战略地位问题，得到了中医药学界的广泛关注。区区软科学课题引起中医学界的热烈响应，究其原因有二：一、课题研究的出发点是研究中医药如何惠及13亿人民的健康，而非服务于GDP和出口创汇增长指标；二、课题的支持单位首先来自于科技部，中医药学百年来渴望被“科学”承认和接纳，却一直被科学大墙所阻挡。中医学界对中医日趋式微的深深忧虑，以及科技界的偏见对中医所造成的痛苦，中医界为此进行的艰难抗争和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均深深地感动了课题组。邓铁涛先生等众多中医药泰斗在耄耋之年冒着生命危险救助SARS患者，并为中医药学发展亲自赴京到处呼吁，请求支持。扪心自问，科技界能否为振兴祖国传统医学做出更大努力？科技工作出发点能否以服务于13亿人民的福祉为中心？我们能否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树立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力争在中医药学等众多领域做出开创性、革命性工作？
“中医药战略地位研究”课题组历时1年，实地调查了50余家单位，组织了10多次较大规模的座谈会和研讨会，公开发表了10余篇论文，形成了一支由医学、药学专家、科学家、科技管理专家、社会学家和海外学子参与的稳定研究队伍，人数高达50余人。课题研究在中医药界引发了关于中医药战略地位、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等重大问题的讨论和思考，并日益得到有关部门领导的关注和重视。课题研究形成了许多重要的结论和观点，对中医药为人类科学技术和文明发展做出的贡献，对中医药学与生俱有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对来自普通民众的健康需求和渴望，认识更加深刻。
我们深信，中医药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深厚土壤，发祥远古，博大精深，是人民的信赖保护了中医药的生存，中医药也必将为人民的健康提供坚实保障。
以上是科技部办公厅为中医药战略地位研究报告写的前言。以下是报告全文［本研究报告绝大部分内容，已于2003年9月作为科技部办公厅调研室“2003年科技发展重大问题研究报告之十三”印刷上报］。
1840年之后，不少同胞产生了弱国心态，对西方科学顶礼膜拜，误以为中医药不科学，是旧传统；百十年来，或力图消灭中医药，或力图改造中医药，要将之“提高”到西医药的“科学”之“水平”，致使为中华民族繁衍昌盛做出5000年贡献的中医药今天处于从属地位、辅助地位。中医药面临灭顶之灾。
然而，西方人依据大量事实，对建立在机械唯物论基础上的西医药学提出了诸多质疑，更为迅猛增长的医疗重负而大伤脑筋，遂转向包括中医药在内的传统医学寻求解决办法。事实上，西方科学仅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法，而非唯一方法；包括中医药在内的东方科学则是认识世界的另一种方法。
本报告将论述中医药今天岌岌可危的地位，以及中医药应有的重要战略地位--我国应建立以中医为主、中西医并重的医疗保健体系，方可惠及13亿国人，尤其是9亿农民，并因此将为世界树立一个健康医疗之崭新模式，从而也就回答了“仅依靠西医药能否解决我国13亿人健康”的问题。
一、中医药是人类科技发展和文明进步史上的伟大创造
1.中医药学是系统先进的生命科学认知体系
中医药以中国系统思维为导向，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系统、先进的医学科学体系。其基础理论包括：阴阳五行学说、藏象经络理论、气血津液理论、病因病机理论、辨证论治理论、五运六气理论、药性归经理论等等，并以辨证法思想为其哲学基础。正是在这套系统理论的指导下，中医药在临床上发挥出巨大的无可否认的治疗效果，保障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繁衍昌盛，经久不衰。
中医药始于炎黄，形于秦汉，兴于宋元，成于明清。据《史记》载，黄帝时期中国的医术已相当发达。大将兼名医俞跗，“治病不以汤液醴酒”，能够“湔浣肠胃，漱涤五藏，练精易形”。至西周，医学已开始分科，政府对医疗卫生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年终要对医生实行医绩考核。春秋战国，中医学受益于系统思维，逐渐形成体系。西汉时，医理和医术已成百花争艳、各吐其香的局面。《汉书・艺文志》载有医经7家、经方11家，计490卷之多。《黄帝内经》至迟在西汉年间已经成书，奠定了中医的理论基础；《神农本草经》是中国第一部中药著作，成书于东汉年间，记载了365种药物，提出药性理论和药物配伍组方原则。这两部著作奠定了中医药的基础，指导了临床治疗。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问世，标志中医临床医学走向成熟。三国以降，中医学各门类、各学派竞相独立发展，造就出众多大医家如璀璨群星，汇聚成一条奔流于世界东方的医学长河。
中医药学是一门科学，是具有原创性和独创性的科学，它作为一种关于人体生命科学的知识体系，存在于西医和现代西方科学的视野之外。科学的具体形态，包括科学认识的结果和科学采用的方法，归根到底以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建立何种耦合关系来决定。由于世界(包括每一具体事物)具有无限的多样性、层面性和可能性，认识对象究竟呈现给人什么性质和特征，与认识主体所应用的概念体系、参照系和认识手段有密切关系，由此也就规定了认识主体选取何种科学方法以及所产生的知识体系会有何种形态。因此，那种认为对同一客体只能产生一种形态的科学知识体系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医药学和西方医学采用的是不同的认识方法，与认识客体建立了不同的耦合关系，认识客体即向他们分别展示了不同的特性和规律，因而形成了两个有本质差别的关于生命科学的知识体系。
中医药学研究的对象是人而非疾病，其理论形成的基础并非物质性质的人体，而是作为生命整体的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中医强调的“天人相应，脏腑相关，生克制化，辨证论治，燮理阴阳”等，均以系统的、整体的、动态的思想来研究人的生命状态。钱学森先生于1988年在《中医通讯》上发表文章指出：“中医的理论和实践，我们真正理解了、总结了以后，要影响整个现代科学技术，要引起科学革命”。
中医和西医两大医学体系的差别主要在哲学层面，东西方哲学的巨大差异导致了中医和西医在认知生命领域的差异。《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博士于1984年在世界第17届内科学术讨论会上指出：“中医和西医在技术上结合比较容易，但要使两种医学哲学取得统一，恐怕是极为困难的”。这种认识的差异主要源自东西方哲学在时空关系选择上的不同。时间和空间为物质存在外部联系的两个基本环节，虽然不可分割，但各有其独立意义。空间的特点是广延和并存；时间的特点是持续和变异。时空概念构成一切认识的基础和出发点，直接决定着描述万物的整体框架。因此，科学认识上的任何一次比较重大的革命，都需要有时空概念的相应调整或改变作基础。在人类的认识史上，主要有两大类时空选择：一类是广义物理时空选择，为西方人的主要传统；另一类是广义生命时空选择，为中国人的主要传统。西方的认识传统以空间为主，时间为辅，空间统摄时间；中国的认识传统以时间为主，空间为辅，时间统摄空间。这两类时空选择产生了两种不同的主体与客体的耦合关系，由此形成了中国和西方两个不同的文化和科学技术体系。
中国传统的泛生命观促进了重时间的思维偏向；重时间的思维偏向又使中国的整体观得以牢固存在，并不断深化、不断丰富。时间只能共享，不能切割、占有；时间朝着一个方向前进。偏重时间性的思考会自然地倾向于同一和统一，倾向于天人、主客的融合。在价值上，合人与天，为一个整体作尺度，主张万物共存共荣，洋溢浓厚的感**彩。在认识上，侧重研究事物的功能关系和演化，强调整体为局部的本根和统领，个体对群体的义务和责任。喜重整体观察，擅长内省、体验和意象思维。关注生命现象，并把生命概念普遍推广。这样的思维方式和由此而形成的基本观念，决定了中国人创建医学和认识其它事物时，注重研究的是世界和万物的生成、演化和持续，而不是其物质构成和空间中的展开。因此，中医则重视人体的时间结构和依据系统的整体以应功能构建的脏象经络理论，着重病因病机，将生物、心理、社会和自然等诸领域的认识有机结合。中医学最大的特点在于，它所研究的人体对象始终是有思想感情的活人。它强调精神对生命的特殊意义和关键作用，因为精神是人体最高层次的功能。它所要把握的不是机体的器官实体，而是人体作为活的整体的功能结构关系。这整体功能结构关系又表现为与日月天时的相应，表现为机体发育和生命维持的节律。从天人关系的意义上说，中医学不是治病而是助人，是“赞天地之化育”(《中庸》)。它不一定直接针对病之所在，而是“穷理尽性”(《易传》)，即帮助人恢复和提高自身具有的调节能力，调动和激发人的生命潜能，从而实现祛病健身。这正是天人合一、主客相融在治疗学上的体现。
对空间的深入认识以分解为条件，这是西方思维的特征。与此相关，西方哲学思维习惯将天人、主客相对立，注重事物之间的差异。在价值上，单纯以人为尺度去判定和支配客体，征服万物。人和万物像并列的原子一样只有物理的关系，而没有情感的融通。在认识上，侧重研究事物的有形实体和物质构成。在群体中，强调个体的独立价值；在整体中，注重部分的基础作用。喜重孤立研究、实验研究。擅长形式逻辑、抽象思维和向外的思考。关注空间中机械、物理变化。这些特点决定了西医学必定以解剖学为基础，着重研究人体的形体器官和化学构成，而缺乏对人的自然整体即整体生命的考察。在病因学和治疗学上，则着力寻找有形的致病因子和人体受损的精确空间定位，然后依靠人工合成药物和其他治疗手段，直接排除病因和修复受损的人体部件。
应该看到，西方医学作为应用科学，能够及时地顺畅地吸纳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而中医却不能或基本不能。这是因为西医与各种现代科技有着共同的基础和知识背景，而中医学则属缺乏同一时空体系科学技术的支撑。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在认识和诠释客观事物时具备统一观和变动观，在临床医疗活动中，必须随着疾病的不断发展变化而调整认识和治疗方案，“病万变药亦万变”，辨证施治是中医药学的特色。因此，以沿袭西方传统的现代科学为衡量一切认识的标准，并从而否定中国科学理念，否定中医或按此标准指导中医，是不可取的。李约瑟博士指出：“只有在中国、日本以及在整个东南亚都能看到的伦理思想，才是能够纠正西方社会中偏重科学观点的唯一法宝”。
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交叉融合的趋势，导致科技创新向系统化、整体化方向发展，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思维将会在理论上不谋而合。这一趋势在21世纪将会进入**。由此我们相信，随着现代科技向着更深层的整体化、智能化发展，即更多地体现时间性特征，中医药终有一天会与后现代的科技结合在一起。与这一趋势相适应，英国《自然》杂志与美国《科学》杂志近年来开始关注并发表有关针灸、中医药研究的文章。《自然》杂志主编菲利普・坎贝尔博士2001年10月访华期间在接受采访时说：“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将是世界科技中最活跃的两个领域，两者在未来有交叉融合的趋势。从更广的视野看，生命科学处于刚刚起步阶段。目前对生命科学的研究仍然局限在局部细节上，尚没有从整个生命系统角度去研究。未来对生命科学的研究应当上升到一个整体的、系统的高度，因为生命是一个整体。从原则上说，未来对生命科学的研究方法应当是西方科学方法与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的结合。中国古代科学方法重视从宏观、整体、系统角度研究问题，其代表是中医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学习”。
近年来，世界卫生组织也积极倡导：“健康不仅在于没有疾病，而且在于**、精神和社会各方面的正常状态”。这就明确地强调了人的健康问题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医疗和医疗进步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与人类精神和这个生存环境，尤其是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的系统工程问题。这正是中医“天人合一”思想的内涵。世界卫生组织在关于《迎接21世纪的挑战》报告中认为：21世纪的医学不应该继续以疾病为主要研究领域，应当以人类的健康为医学的主要研究方向。从这个方向出发，中医学的辨证不只用于诊断疾病，也可用于评价亚健康、甚至健康状态。可以认为，中医药的理论体系是21世纪医学发展研究的主体之一，中医药代表世界医学发展的方向。
2.中医药是体现人文与科学融合的知识体系
人是生物机体、心灵道德和审美求真的统一，是形和神的融会。现代医学已开始意识到，医学的职责应当从治病转换成治人。而中医学从来就是按照这样的思想为自己定位。中医药以“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为依据，将人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精神活动与生理活动视作不可分割的整体来对待，因而体现了人文与科学相融合的特征。
中医学认为人乃万物之灵，最为宝贵，对人和人的生命必须尊重。敬重人就是敬重天道，这是中医学的出发点。因此，博极医源，精勤不倦，舍己救人，不问贵贱贫富，亲疏愚智，普同一等，称为大医精诚。因此，历代中医尊重人和人的生命，从不把病人看作消极被动有待处置的对象，而是看作有人格的能动的主体。诊治处方，一定与病人平等商量，为病人保守**，让病人了解病理病机，求得病人的配合。中医强调，人从事社会活动，有思想感情，处于一定的社会和自然生态环境，这些对于人的健康状况有重要影响。因此，无论诊断和治疗，中医要求把病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因素考虑进去，指出过度的情志不仅会使气运失常，还可能造成器质上的损伤。而恢复和保持健康，则需要提高精神境界，协调人际关系，正确对待生活，使心情平和、恬静、愉悦，还要懂得防病养生的道理，杜绝不利治疗和健康的行为。所以，中医诊疗实行形神合一、以神统形的原则，而不把疾病和治疗看作纯系形体上的问题。
中医学主张防重于治，注重养生。中医学的养生观博大高远，认为养生的动机和毅力应出自高尚的人生目的和社会责任感。养生的方法以心理卫生和心的调摄为首要，并要求将养自我、养他人、养万物统一起来，讲明此三者相互促进，相互为用。在中医学看来，个人的健康，人类的健康和万物的协调发展是相需互依的整体。每一个人不仅要自己养生，还要帮助他人养生，还要保护生态环境，这样才能把精、气、神统一起来，才是完整的养生。
医学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自然生命，可是以还原论、解剖学为基础的西医学所依据的方法和观念，有些却是反自然、反生命的，因此不能不陷入许多误区和死胡同。1998年美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对美国和其他22个发达国家的调查结果表明：因化学合成药物毒副作用导致死亡的人数，仅次于心、脑管疾病和癌症。依靠科学发明和制造的药物竟然成为人类的第四杀手，这不能不让世人震惊。所以近年来，中医中的自然疗法，即不采用药物、手术等治疗手段的疗法，受到世界广泛欢迎和关注。中医自然疗法把人与自然、心理与生理、道德修炼与治疗保健很好地统一起来。据悉，美国不少医科大学成立了“自然疗法系”，专门研究以中医自然疗法为主的各种非药物疗法。
著名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指出：“在历史上，中国的技术长期以来缺乏任何西方科学的支持，然而它却遥遥领先于西方当代技术”。这是为什么？由于中国传统科学在自然科学层面上，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这个道路被忽视和遗忘了，而在中医基础理论中得到了系统保存。中医药仍然保持了传统的术语、理论和技术，“中医药”作为一个“活化石”和“金钥匙”，对它的系统继承和整理研究，将有助于重新揭示中国传统科学的独特思维方式、方法和技术体系，找到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活水源头”。
3.中医药为世界医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医药早在公元6世纪就经朝鲜传至日本，成为朝鲜、日本的医学。在10世纪，中医药逐渐被阿拉伯医学所吸收，成为阿拉伯医学的一部分。阿拉伯医学的脉诊就是吸收了中医脉诊的经验。中医药学著作在16世纪以后，还直接介绍到欧洲，百余种著作被翻译为拉丁、法、意等文字，促进了近现代医学的形成和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现在世界上已有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各种类型的中医诊所、学校、研究中心和中药贸易公司等中医药机构。采用中医药、针灸、推拿、气功治疗疾病的人数已占世界总人口的1/3以上。中医药、针灸的疗效已得到各国政府及人民的信任和不同程度的支持。一些国家和地区明确规定了针灸或中医治疗的合法资格，还将其纳入了医疗保险范围。许多国家成立了中医药学术团体，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世界医学气功学会等国际性学术组织也积极发挥作用。中医药的国际学术交流极为活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已为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训了数万名针灸专业人员和留学生(包括专科、本科、硕士、博士)，与40多个国家建立了政府间中医药交流与合作关系。
1972年尼克松访华，目睹了针刺麻醉的神奇效果。从此之后，我国针灸逐渐在美国和世界各国推行开来，美国至今仍有不少医院采用针刺麻醉进行手术。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籍华人在旧金山创建了美国第一所中医学院。近10年，至少有80%的美国人在病中服用过中草药。到20世纪80年代末，全美已有各种注册的中药店和各类中药保健食品网约13000余家，针灸、中医学院20余所，每年可招生近千人。1987年，经批准合法的中医师达2500余名，估计实际从事针灸的医生有万余人。2000年初，全美已建立中医专科学校7所，高等中医专科大学、研究院等44所(不包括综合性医科大学设立的中医系，如美国自然医科大学)，其中7所可授予中医硕士学位。1992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下设替代医学办公室，负责研究评估包括中医药在内的各国传统医学。其经费逐年增加，1999年达1.16亿美元，2002年增加到2.47亿美元。
中医在欧、亚、澳、非各洲也有快速发展。法国是西方研究和推广针灸最多的国家。1985年在12万名注册行医的医生中，就有9千名为病人使用过针灸疗法，并将针麻应用于外科手术。英国1993年与北京中医药大学合办了伦敦中医学院，1996年英国大学又与中国合作开办了5年制中医学历教育，并获英教育部门正式批准，由英政府下拨经费。几年前，伦敦大学也附设了中医学院，可授予硕士学位。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也开办了多所中医学府。巴西、阿根廷已建立多种针灸学会和学校，广泛开展针灸治疗和培训。
在中医药对世界医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中，其最独特的贡献是中医药的完整理论体系及建立这个理论体系的认知方法。进入21世纪，人类会更加关注生命，关注生态，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随着人类对生命探索的深入，医学科学的认识也将发生质的飞跃。中医学的发展，其意义远远不限于医学和生命科学本身，而是为人类文明做出了独特贡献，将为世界文明的未来发展产生巨大的积极作用。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要让西方国家认可中医药，绝非一蹴而就的事。唐朝时中医药第一次走向世界，系因唐朝强大，据认为当时唐朝拥有世界财富的三分之二，唐朝医药也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故周边国家纷纷前来取经，中医药就传到了周边国家，并与当地文化相结合。今天，要让中医药第二次走向世界，被西方国家认可，首先要中医药在国内受到尊重，广为应用，成为我国13亿人的主要医疗保健体系之一，而非只是辅助医疗体系，更不是首先追求出口创汇的那一点经济效益。
二、中医药是建立适合中国国情医疗健康保障体系的必要支撑
(一)中医药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1.中医药植根于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性
中医药是农业经济社会的产物。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小农经济，个体生产，手工劳作，自给自足，购买力低下，在这样经济背景下产生的中医药具有农业经济特点。中医主要为个体行医，凭观察的望闻问切四种方法，开创了多种全凭个人手工操作的治疗手段，如针灸、推拿、刮痧、拔罐等等。药物以草药为主，就地取材，药源极为丰富，蒲公英、蝉蜕、石膏都是药。中医从诊断到防治皆可个人完成，凸现出相当的便利性。许多药物，如马齿苋、野菊花不入药即是野草；鸡内金、海螵蛸不入药即是垃圾，中药因之价格低廉，决定了中医药的平民化和乡土化。
中国古代文化孕育了中医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奠定了中医的基本思想--整体论。中医认为人与自然息息相关，人体各部分是共同合作的，构成一个整体。中医吸收了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概念，加以充实、改造，树立了阴阳为“医道之纲领”。《周易》对中医影响深远。《周易》有三义，简易、变易、不易。中医以变化的观点审视人体生命现象，因而中医关注人体状态变化，并以维护人体健康状态的稳定为医疗首要任务。古代科学不发达，中医的巧妙之处在于以简驭繁。人体结构复杂，中医以五脏为核心，简化了处理头绪。从四诊收集的众多病人体征、症状，提炼出人体阴阳二气之盛虚描述人体整体状态，大大降低了人体空间的维数。儒家思想在中医也有体现，中医对病邪采取“和为贵”而不赶尽杀绝的做法，治疗重点是“调理”人体，提高人体的驱邪能力。中国古代君臣上下各司其职的治国思想，中医用于五脏，心为君，肺是相，肝是将，脾负责供应，肾负责水利。五脏既分工又合作，按照五行相生相克法则维持稳定平衡。中药组方亦按君臣佐使原则。君药起主要治疗作用，臣药为协助君药加强治疗的药物，佐药治疗次要症状并制约君药毒性，使药调和药性。因此中药处方较西药复杂，故有用药如用兵之说。
2.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做出巨大贡献
中医有一套完整的养生理论。中华民族在中医养生理论的泽育下健康地生息繁衍。中医的养生理论非常丰富，首先精神上心平气和，此外要注意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劳作三条。中医特别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自然有昼夜、四季时间节律，人体生物钟与自然节律是相应的。中医认为人的主观行为也必须与自然节律相协调。中医一个重要思想是治未病，即预防疾病，小病及时治，以免演变成为大病。古人认为药食同源，食物不仅充饥，而且有自身的药性，可以治病。中医的饮食为水谷二字，中国人的饮食以粮食为主，与WTO提出的食物金宇塔结构的基层为谷物不谋而合。我国有优良的卫生传统，汉代就规定五日一沐浴，朱子治家格言一开始就讲“黎明即起，洒扫内外”，《论语》中都论述不食变质食物。从华佗的五禽戏到现在的太极拳，中国人形成自己的民族健身方式。中医养生理论吸收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优秀思想，自然而然地融入平民百姓的心灵之中。中华民族自古宽容乐观，生活规律，勤劳又有节制。平民百姓对中医养生之道融会贯通，灵活运用，举手之劳即可养生健身，信手拈来即能治愈小病。绿豆清热解毒，消暑利尿，中国人夏天就喝绿豆汤；羊肉性温生津，中国人冬天就吃羊肉，这样饮食安排完全符合自然节律。厨房里的葱姜蒜也是治病良药。淋了雨，喝姜糖水，胃口暖和了，出点汗，次日健康如故。受了点凉，用葱白、香菜煮水喝，表一表，身体立刻轻松了。夏天吃些生蒜，可以预防肠道传染病。中医的刮痧、拔罐，百姓自己都能做，而且立竿见影。太极拳不需昂贵的器械，老少皆宜。清晨打一套不紧不慢的太极拳，一天神清气爽，精力充沛。中医养生之道的普及化、平民化，广泛而有效地保障了人们的健康，避免了疾病。中医对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做出了巨大贡献。(此节应当在世界瘟疫史、世界人口历史数量对比中找出证据。)
3.中医药是中华民族战胜疾病的有力武器
每当历史上出现重大疫情，即是中医药发挥威力之时，也是中医药发展的契机。东汉建安年间，伤寒病大量发生，死亡率很高。张仲景的族人，10年间死了2/3。身为医生的张仲景，在临床第一线救死扶伤，潜心研究发病规律，在继承《黄帝内经》和博采众方的基础上，终于摸索出伤寒病的辨证方法和治疗方剂，彻底解决了治疗伤寒病的难题。张仲景的《伤寒论》提出“六经辨证”，并把每一种病都列出脉象、病症和方药。《伤寒论》奠定了中医诊断和治疗的理论基础，是中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明代从永乐到崇祯年间，中国多次发生大疫，用《伤寒论》六经辨证去治，收效甚微。吴又可在大量临床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古方不能治今病是因为今病不是伤寒病，而是由一种戾气引起的，戾气由人的口鼻进入人体内，引起人体发病。吴又可建立了新的病因说，采用了新的方剂，创立了温病学说。其后叶天士提出“卫气营血”辨证，完善了温病学说。
天花曾是历史上可怕的传染病。我国北宋年间就通过种人痘预防天花，后传入欧洲，才改进成为牛痘。
1956年石家庄流行乙型脑炎，师仲景法用白虎汤，疗效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并不因为中医无微生物学说而束手无策。1957年北京乙脑流行，白虎汤效果不明显。老中医蒲辅周指出两年气候不同，处方应不同，只在原方加上一味苍术，疗效又达90%。1958年广州流行乙型脑炎，邓铁涛老先生曾参加救治，认为此病为暑热伏湿之证，凡舌苔转厚者必不死，暑湿得外达故也。统计中医之疗效亦达90%，且无后遗症。20世纪年代广东麻疹流行，番禺等地麻疹肺炎死婴不少，广东中医学院医疗队所到之乡村，用透疹清热之法，死亡病例便被制止。广州亦曾流感流行，用吴又可法--达原饮，又收到良好的效果。中医临床考虑三因(因时、因地、因人)，中医理论更为全面，因此更为收效。
国家在“七五”期间安排攻关计划研究流行性出血热，南京周仲瑛组治疗1127例，其效果为：中医药组治疗812例，病死率为1.11%；西医药对照组治疗315例，病死率为50.8%(P＜0.01)，中医药组明显优于对照组。江西万有生研究组治疗413例，其效果为：中医药组273例，病死率为3.7%，西医药对照组为140例，病死率为10.7%(P＜0.01)，疗效优于对照组。由于时、地、人等有关条件不同，西医辨病为同一病毒性疾病，但周氏、万氏的辨证论治完全不同。
20世纪90年代，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CDC)对1988年中国上海以中医药为主治疗乙肝重叠甲肝与1983～1988年美国本土以西医药为主治疗同类疾病的死亡率进行了统计对比，结果为0.05%:11.7%，亦即1:234。这说明此类疾病中国死1人，而美国死234人。从中可以显示出中医药的优势。
至2003年5月中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疗50余名SARS患者，无一例死亡，平均退烧时间3天，平均住院时间9天，且医护人员无一人感染。二附院至4月初收治112例患者，平均退热时间7天，平均住院18天；二附院甚至纯用中医药治好了15例SARS患者。钟南山院士所在的医院到5月份共收治117名病人，10人死亡；收治病人中，中医介入治疗71例，仅1例死亡。北京仝小林教授治疗小组收治16名SARS病人，纯用中医药治疗，全部治愈，平均退热时间仅4.5天。
广州中医介入SARS治疗最早最深，病死率全国最低，不到4%，低于全国的7%。北京有关权威人士称，北京中医介入抗SARS斗争虽然较晚，但成效显著，介入后的死亡率是介入前死亡率的五分之一。
由于大量使用激素等药物，西医治疗的病人患肺部纤维化和骨股头坏死的人至少占1/3以上；迄今去医院检查者，基本都有骨股头坏死现。
在世界卫生组织(WHO)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于2003年10月联合主办的“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国际研讨会”上，专家一致认为，中医抢救了大量患者的生命；在预防和恢复期治疗方面，迄今西医尚无针对性治疗方法，中医有其独到之处。专家一致建议，治疗要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尽可能早期全程、合理使用中医药；应将中医纳入公共突发事件临床救治体系，中西医配合治疗经验可作为其他国家防治传染病的参考。
2003年4月13～15日，我们课题组赴广州调研中医治疗SARS疗效之后，写出了《中医完全可以解决**问题》。报告最后建议：“火速拨款组织中医药对特异性疾病的预防、预测的研究”。半年之后的今天看来，这一建议是切合实际的，应将中医纳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反应体系。
(二)中国的卫生保健体系必须立足于国情现实
卫生保健体系是由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社会、生活水准等诸多因素决定的。与卫生保健体系直接相关的医疗保险制度，是指一个国家筹资、分配和使用医疗保险基金为个人和集体提供防病、治病等卫生保健服务的一种综合性措施和制度。卫生保健体系的模式源于实行什么样的医疗保险制度，而医疗保险制度又受社会政治制度、经济水平、传统习惯、医疗服务的组织及现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目前，世界上已有100多个国家建立了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例如美国实行的是“以服务收费的市场化体系”，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实行的是“分散化的国家卫生模式”，而加拿大、英国、瑞典等国实行的是“社会化的医疗形式”，但无论如何，都实行的是西医医疗模式，或者说是生物医学模式。
近年来，世界各国不同程度都面临卫生保健成本增加的问题，诸多医学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开展了一些卫生保健体系跨国研究工作，尤其是与美国不同的发达国家的卫生保健体系的比较研究。从下面介绍的美国和法国的模式就可以得知，我们必须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卫生保健体系，而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
1.西方国家的卫生保健体系面临挑战
由于现代生物医学在近百年的发展中，已经形成了大量的先进医疗诊断设备、技术和资源，但是也出现了“重治疗、轻预防”，“治疗医学与公共卫生的分离”，“追求高技术、新药物治疗疑难疾病”等趋势，使得所有以现代生物医学为主的发达国家的卫生保健体系都出现了危机。以美国为例：
一是医疗费用逐年高涨。1980年，美国人均卫生保健费用为1063美元，到1994年上升到3510美元，达到世界上最高水平。医疗卫生总支出为9494亿美元(其中仅医院费用一项就达3385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达13.7%；2000年，美国医疗卫生总支出达到1.3万亿美元，占GDP的13%，占全球医疗卫生支出总额的43%。在如此之高的支出费用下，美国仍有15%的人享受不到医疗服务，也就是说，约4000万人得不到起码的医疗服务。由于费用高昂，许多公民无法支付基本的医疗保险，到1995年只有29%的人参加“非管理收费服务”的保险计划。也就是说，美国是通过浪费全世界43%的卫生资源来保障其占世界4.7%人口的健康。
二是初级保健体系日趋弱化。由于现代医学的引导，医生偏好专业化，从事初级保健和家庭医学的全科医生的数量减少，限制了卫生保健的可及性和普及性。美国1950年有全科医生112,000人，1980年下降到47,000人，由于医疗照顾计划等改革措施的实施，才在1994年恢复到73,163人。而且由于医生职业高度专科化，各科之间相互推诿，没有哪个医生为病人健康全面负责。
三是医患纠纷严重。美国现行的医保模式采用的是直接向医生和医院支付“非管理收费服务”的传统方式。由于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医生确定病人的需求，医生为所提供的服务定价，医生和医院为提高收入而向病人提供不必要的治疗和药物，造成医疗费用超速上涨。近年来，引起最多批评的医学专业是“外科”，人们不仅认为美国的外科医生太多了，而且还怀疑所有的外科手术是否都有必要。
四是人们认识到西医的局限性。西医在解决单一因素疾病方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对老年病、慢性病和疑难病等多因素疾病方面显得十分无奈。西医采用对抗疗法，一定要找出病因、病理、病位，否则难以下药。多因素病很难找到准确病位。而这类疾病却占到疾病种类的70%。也就是说西医局限性很大。因而他们开始向世界各国传统医学寻找答案。
五是药物可靠性受到质疑。长期以来，人们仰视现代生物医学的成功，认为传染病已经基本被消灭，而余下的传染病也可通过免疫和抗生素得到控制。但是现在发现，致病细菌显示出明显的抗药能力和适应环境能力，旧的传染病又复燃，甚至严重爆发，并出现了一些已往不知道的致命病毒，现代的生活方式、交通、环境等因素更增大了其传播的可能性。由于滥用抗生素及其他化学药品，以及在动物身上使用抗生素，已经严重降低了这些抗生素的作用，结果产生了新的病毒。人们对化学药品毒副作用日益担心，从而对现代生物医学的对抗疗法的假设和方法提出疑问，使得现代生物医学的可靠性受到挑战［关于这个问题，美国兰德公司在SARS期间发表的一个报告做了详细的论述，指出受全球化、现代医疗实践和农业活动导致的不良后果、人类行为方式的变化以及环境因素等的影响，传染病已取代来自敌对国家直接的军事威胁而成为国际社会及各国政府面对的严峻挑战”。“微生物仍旧是当前美国日益严峻的威胁；全球化、农业活动的变化、人类行为变迁、抗生素及其他药品的误用、捐赠血液制品、气候变化、污染水及生物恐怖主义等已成为影响美国传染病扩散范围和速度的主要因素”］。艾滋病、乙肝、SARS以及西医对流感的无可奈何等就是明证。
面对这些问题，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在考虑改革现行卫生保健体系以降低成本，并使更多的公民受益。但是各种控制成本的努力均遇到了强有力的反对，原因是医药卫生领域中的利益集团得益于现有的体系，控制成本意味着控制他们的收入，利益各方包括医生、医院、医疗设备制造商、药厂、风险投资者及保险公司等等都不会坐视，为了利益甚至会参与影响他们生存的政治斗争。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试图推进的卫生健康改革计划最终以失败告终。
为了建立一个公平和成本得到控制的卫生保健体系，各国开始寻找新的出路，不仅高度重视卫生成本控制，而且越来越强调预防性医疗服务的重要性，努力对卫生保健体系建立更加有效的管理体制。同时，也试图寻求各种其它方法和措施来建立一个能满足国民需要的卫生保健体系，确保国民的健康。在这种背景下，针灸等传统医学方法作为“替代和补充医学”，逐渐被纳入各国卫生保健体系。在美国，以中医药为主的补充与替代医学一方面以其廉价、显效，以及良好的可及性，可以达到“花钱少、患者满意”的效果；另一方而，其独特的诊疗方式、疗效，也可以作为一种低价的高端产品，满足富裕人群的特殊需要。因此，保险公司不顾生物医学界的敌视，积极将针灸等多元化方法纳入医疗保险范围，降低医疗成本，弥补原有医疗保健体系的不足［近十年来，中医药事业在美国发展迅速，不仅有独立的中医诊所，而且在西医的医疗中心、戒毒所、康复中心、老人院及健康食品店、中药店等处，都设有针灸、中医诊所，过去大多单纯用针灸，现在约60%以上兼用中药；中药都需进口，有人已经开始考虑在美国境内栽培中国药用植物的问题，如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已经建立了药用植物园］。在法国，卫生保健早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福利，针灸、顺势疗法、正骨等治疗方式很早就被纳入国家卫生保健体系内，由国家制定价格，由医生进行诊疗的费用给予报销。德国、比利时、意大利、荷兰、英国等国家也逐步改变对针灸等传统医学的看法，开始立法认可这些疗法，但仍然存在“针灸师”与“针灸医师”这类非医学专业人员与医学专业人员之间的这种差异。
为了在替代医学研究领域取得优势地位，美国国会于1992年支持NIH成立了替代医学办公室，随后发展成为国家补充药物与替代医学中心(NCCAM)，其预算从1992年的200万美元，快速增长到2002年的2.47亿美元。同时，白宫在2000年成立了白宫替代医学委员会，根据2000年2月8日通过的执行规定，该委员会负责提出一套具有法律和行政效力的建议，使普通公众能最大限度的受益于补充和替代医学。很多著名研究机构，如马里兰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都成立了补充和替代医学中心，开展有关基础和临床评价研究。
2.建立 及13亿人口的医疗卫生体系必须发挥中医药的优势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曾以世界1%的卫生费用解决了世界22%人口的医疗保健，且人均寿命与发达国家不相上下，创造了发展中国家的奇迹。在这一成就的取得中，中医药起到了重要的、关键性的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惠及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体系使医疗覆盖率高达85%，曾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评价，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学习楷模，迄今孟加拉国等仍保留着从我国学习的医疗体系。所以能取得如此好的成绩，在于赤脚医生制度与农村三级卫生网的建设适合我国国情。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普及，医疗追求高精尖设备，追求经济效益，走向西方国家医疗卫生体制。卫生资源逐渐集中于大城市、大医院，广大农村缺医少药。广大农民看不起病，只好“小病拖，大病挨，重病才往医院抬”。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事例层出不穷。这些事实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问题：我们的医疗体系向何处去？
分析我国现行的医保体系，如果我们采用西方的医保模式，且不要说今后若干年内我国不可能达到2001年美国医疗卫生费用1.3万亿美元水平，就是要达到其医疗费用总额占GDP的13%的水平，2001年我国就需要卫生费用1.25万亿元人民币，而当年实际卫生费用为5150亿元，占GDP5.3%，人均403元。因此美国医疗模式我们是断不可能采用的。而法国、日本等带有强烈福利性质的医保模式，面临高昂的西医药费用负担，中国更难实现。这又带来另一个尖锐问题：西方医疗体制我们学习得起吗？在中国国情条件下建立惠及13亿人的医疗卫生体系，必须发挥中医药“筒便廉验”的优势。
以防治SARS为例，广州中医大学附属一院以中医为主治疗一个SARS患者，费用最高一例只有5000元人民币，而西医治疗一名SARS病人需5～10万元人民币，至少相差10倍。又如，北京宝仁中医院薛延平大夫治疗了200余例西医认为必须搭桥、安支架或换心脏的心肌病或心肌梗塞患者，平均一个患者花费2万元左右，而西医搭桥或换心脏治疗这些病约需数万至数十万元。再如，西医认为股骨头坏死不可复生，郑州王国政大夫用中药外敷法，使患者坏死的股骨头吸收掉后再生出新的股骨头，费用约为西医的1/10。还有，宁波三环自然疗法研究所裘爱国大夫创立“免疫辨证三环疗法”治疗乙型丙型肝炎，采用针(穴位注射)、灸(穴位发泡)、药(口服中药)等方法，实施个体化动态综合治疗，可使乙肝“大三阳”转“小三阳”率高达60%以上，异型乙肝即“小三阳”HBV DNA和丙肝HBV RNA阳转阴率达80%以上，而费用仅为同类疾病常规治疗费用的1/10～1/5，且安全性好。其方法的推广对于有1.5亿乙肝、丙肝病毒持续感染者和携带者，每年50万新感染者，3000余万急需治疗的现症肝病患者和50万死于乙肝、丙肝病的中国来说意义重大。
与综合医院相比，中医医院医疗服务价格相对低廉。中医医院人均门诊费用、人均住院费用、出院者平均每天住院费用始终低于综合医院。例如：卫生部(局)属综合医院1995年的出院者，平均每天住院费用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属中医医院高出107.2元，2000年比同级中医医院高147.2元；省、自治区、直辖市属综合医院1995年出院者，平均每天住院费用比中医医院高出61.7元，2000年比同级中医医院高151.20元；直辖市、省辖市区、地盟属综合医院1995年出院者，平均每天住院费用比中医医院高出30.4元，2000年比同级中医医院高66.9元；县旗属综合医院1995年出院者平均每天住院费用比中医医院高13.6元，2000年比同级中医医院高44.4元。中医医院的单病种住院费用低于综合医院(见表1)。1995年县属综合医院人均药品费为15.2元，人均治疗费为6.3元，中医院人均药品费13.9元，人均治疗费为3.4元。2000年县属综合医院人均药品费为23.9元，人均治疗费为12.7元，中医院人均药品费23.1元，人均治疗费为5.3元。城市中弱势群体及贫困人群自然要选择中医药来保障医疗。特别是在广大农村，依赖中医药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
表1 2000年卫生部门综合医院与中医医院部分单病种住院医疗费用
疾病名称
综合医院
中医医院
均住院日(日)
人均住院费用(元)
均住院日(日)
人均住院费用(元)
脑血栓
18
6566
20.65
4364
急性心肌梗塞
15
10489
17.85
5278
肺炎
13
4781
12.52
2589
慢性肾小球肾炎
16
6970
18.75
3724
胃癌
22
16918
32
11434
急性阑尾炎
7
2367
6
1041
支气管肺炎
7
1227
8.13
1252
3.中医药发展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新中国成立以后，《宪法》第21条确立了中医药与现代医学的平等地位，党的三代领导人对中医药均给予了高度重视和支持，但由于在中医药发展战略、政策法规、体制、科研和人才等领域均存在诸多问题，中医药学的发展明显滞后于西医药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1)中医药学未能取得西医药学的同等地位
①中医人员与西医人员的发展极不平衡。在解放初期的1949年，全国中医人员27.6万人(这是卫生部统计资料。若按崔月犁部长所说，当时约为50万人)，2001年为33.4万人，增加了21%，而同期全国人口增加了2倍，也就是说，每万人中中医人数由1949年的5.8人减少到2001年的1.6人；1949年全国西医人员有8.7万人，2001年达到175.1万人，增加20倍(见图1)，换句话说，每万人中西医人数由1949年的1.8人猛增到2001年的13.5(见表2)，中西医人数比例由3.2:1变为2001年的1:5.4；就医院的数量比较，2001年全国等级医院中以西医占绝对优势的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共14593家，中医院仅2492家，约为6:1；就医院平均固定资产而言，2000年综合医院为298137万元，而中医院为910.95万元，二者之比为3:1。
表2 中西医人员变化对比
年份
万人医生数(医生/万人)
医生总数(万人)
中医
西医
中医
西医
1949
5.8
1.8
27.6
8.7
2001
2.6
13.5
33.4
175.1
②中医药学院的数量、规模和教学内容不能适应中医药发展的需要。1998年全国医药高等院校共118所，其中，中医院校(含民族医院校)33所(2003年为28所)，西医院校85所。且中医院校规模远小于西医院校，据20世纪90年代初测算，所有中医院校资产之和比南京工学院还差600万元。1995年，全国高等医药院校在校生共256,003人，其中，中医院校在校生仅44,737人(含民族医院校及西医院校中医系在校生)，中西医在校生之比为1:5。2002年，全国高等医药院校在校生656,560人，其中中医药院校在校生133,490人，中西医在校生比例为4:1。在课程设置方面，中医院校学生学习中医的时间与学习西医的时间基本相等，毕业生的中医基础知识薄弱。如果不改革中医教育模式，及时抢救名老中医的知识，将有可能出现中医断档问题。
③医院资金的投入不平等。1995年，部(局)级综合医院年院均差额拨款数为中医医院2.29倍，专项拨款数量是中医医院的1.37倍；2000年综合医院院均差额拨款为950.9万元，中医医院为479.4万元，综合医院院均差额拨款为中医医院的2倍；2000年综合医院院均专项拨款为1275.8万元，中医医院为1039.6万元，综合医院院均专项拨款为中医医院的1.2倍。这表明国家对中医医院的投入的力度与综合医院相比，差距较大。在科研投入方面，中医药的科研经费与西医药的科研经费之比为8.7:91.3，差距更为悬殊。
(2)废医存药是中医药发展战略的重大失误
中药之所以在数千年来一直独秀于世界各国药物之林，关键在于中药的使用具备系统、完善的中医理论指导。但是近年来以中药新药开发形式出现的废医存药思想严重影响了中医药的发展。表现在医药领域，提倡采用西医诊疗模式使用中药成药；在科研领域，以一类新药、二类新药为目标，中医药领域的科研经费几乎100%都投入到植物药研究，按照病名对中药进行二次开发，甚至采用分子生物学、细胞学、基因学来分析中药的成分和药效，希望某种中药专治某种病，然后让之进入国际主流医药市场(削足适履是也)。
废医存药战略在日本失败的教训已是前车之鉴。1887年日本明治维新时即在其宪法中规定西医药是唯一合法的医疗体系，中止其使用了1400年的中医药。虽然20世纪60年代恢复了中药生产，却是采取废医存药的政策：日本没有中医大夫，也没有一所中医药院校；日本的中药(汉方制剂)由西医辨病使用。80年代末，日本用最先进的科技手段、方法和设备，按照西医药的研究思路重新研究小柴胡汤，结论是：小柴胡汤可用以治疗肝炎。于是，只要是肝炎患者就给小柴胡汤，结果长期服用出了问题、死了人，导致了小柴胡汤事件，也因此严重影响了日本的汉方制剂产业。
马兜铃酸事件是近年来中医药在国际上遇到的严重事件，也是废医存药战略导致的不良后果。事件起因是1990～1992年间比利时有1741人服用同一家诊所开出的减肥药“苗条丸”，一般服用都在1年以上，有的长达3年。150名女性服用者中有70个被查出肾脏受到损害，其中严重的还需要做血透治疗和肾移植。一家比利时研究机构指出：是马兜铃酸中毒所致。一些媒体便以“马兜铃酸肾病”为题进行报道。其后，1998年，英国发现2例因治疗湿疹而服用含马兜铃酸的中药引起的肾功能衰竭病例，便将其称为“中草药肾病”。英国政府于1999年7月29日宣布：禁止使用和销售含马兜铃属植物的药物和补充剂。2000年初，美国有些媒体直接使用“中药肾病”的字眼大肆炒作。2000年6月9日，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在“至今未收到类似不利事件的报告”的情况下，命令停止进口、制造和销售已知含有和怀疑含有马兜铃酸的原料和成品，结果多达70余种中药材被列入黑名单。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中药材仅仅因为名称的词干有牵连，虽不含马兜铃酸也遭到株连。美国无端发难之后，诸多国家纷纷效仿，宣布禁止使用含马兜铃酸成分的中药。例如禁用著名中药龙胆泻肝丸。
国外马兜铃酸事件的发生，是将中药当食品长期过量食用所致，这也是“中药成分化”的后果。国内所以近年也有类似事件，主要是不懂中医的医生不辨证论治，仅辨病使用中成药所致。不认真听取中医界“药之害在医不在药”的意见，就盲目修改《药典》龙胆泻肝丸处方，必将导致不良后果。
废医存药使中药走向简单模仿西药的道路，失去中医药学自身的理论基础和创新体系，只能阻碍中医药学的发展，乃至埋葬中医药。按照目前中药新药研究开发模式，即针对西医病名进行中药开发的模式，绝不可能再开发出像六味地黄丸这样的名方成药。因为六味地黄丸并不专治某一种病，需针对肾阴虚之证使用，其应用极为广泛，其疗效也极为明显。
(3)以药养医的医疗卫生体制制约了中医药临床应用
从1991年到2001年，我国卫生总费用从895.72亿元上升到50812亿元，10年间增长了近5倍。占GDP的百分比，也从1991年的4.14%增加到2001年的5.3%，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然而，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全球191个成员国的卫生总体绩效进行了排序，中国排在144位，比人均GDP低于中国的埃及(63)、印尼(92)、伊拉克(103)、印度(112)、巴基斯坦(122)、苏丹(134)等国还低。何以我国医疗卫生绩效如此低？何以我国今天失去20世纪70年代创造的相当完备的医疗卫生体系呢？
原因在于：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在卫生总费用中的投入却在逐年减少，每年约下降1个百分点。1980年，我国政府卫生投入占全国卫生总费用36%，到2000年下降为不足15%。与此同时，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从1980年的23%上升到2000年的55%；特别是农村，95%以上农民自己负担医疗保健费用。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的医疗体制不合理。医院采取以药养医的模式，使居民和国家不堪医疗重负。
现行医保模式使得各医院，尤其是大医院为了经济效益，在引进技术的同时，也引进了过多的核磁共振、中子刀、伽马刀等高技术设备，例如，6千万人口的英国全国只有5台核磁共振，已能满足社会需求，而1400万人口的北京市拥有的核磁共振已经超过5台。所以，引进高技术设备已不单纯是为了满足社会需求，利益驱使是其主要动机。耗费了巨额卫生资源的同时，也使得医药费用剧增。而派生的另一个问题是不管是否需要都要使用这些仪器，因此，药物滥用导致费用激增，不必要的检查情况更令人惊骇！多年来，药品收入一直是医院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一般医院药品收入高达医院总收入的55%以上，政府和人民均不满意。客观上，也使广大人民“望医生畏”，不得不转为其它治疗途径。
在这种医保模式下，只有获得医疗保险的人群，才能享受得起这种服务，全国只有8000万人可享受这一体系的服务。平均到每个人头的卫生费用，会被这8000万人挤占了。这种不公平都源于现行医保模式。近几年来，受这一模式的影响，在中医院里也出现了诸多不良倾向，如：小病大治，中医大夫开西药，增加不必要的检查，诱导病人长期服药、购买贵重保健品及不必住院的病人住院等，这些也都是“以药养医”的直接结果。尤其是“中药现代化”、“产业化”等，促使药费升高，使很多价廉效优的常用药被斥为“粗糙、落后”产品而逐渐消失。
在这种情况下，突出“以药养医”就制约了中医药的临床应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虽然中医药在技术服务的投入效果比方面具有相对优势，但一些省市对同级中医医院和综合医院定额结算标准不同(中医医院低于综合医院)，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医医院的收益和发展；其次是国家补偿不能到位，加剧了医院的经济“吃紧”。医院作为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公益事业单位，其性质决定了医院的医疗服务行为不具有营利性，多年一直实行低于成本的医疗服务收费。其补偿渠道主要是政府补助、医疗服务收费、药品销售的差价收入三个方面。但是，限制了药品收入，医院收入锐减，而国家的补偿不能兑现，导致一些中医医院陷入困境。尤其是门诊与住院定额结算标准偏低，超支费用由医院承担，不同程度在“负成本”状态下运行的中医医院，犹如跌入了“深谷”。
由于中医医院底子薄，反映出的问题就更加突出。医院总体经济收入的减少，必然限制人才的引进、设备的添置、新项目的开展，从而进一步影响了医院的发展，导致了医院的门诊量、住院服务量、病床使用率都在下滑，导致医院收入明显减少。一些确有疗效的中医医院院内制剂，不能合理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既影响了中医医院的专科优势，也影响了医院的经济收入。与综合医院相比，中医医院的专业设备，尤其新的、高技术含量的专业设备，引进的相对不多，在“自行定价”方面，没有更大的经济收入“机缘”，中医院收入明显减少。
为了求生存，甘肃陇南地区某中医院，不得不与北京地区某大医院合作，在当地引进CT检查，虽然院长说这对中医诊断治疗并无什么益处。天水某中医院从德国贷款1000多万欧元，引进德国医疗设备，当问及这些设备对中医诊断、治疗有何作用时，院长回答是：“中医总要现代化嘛”。如果认为医院是侧重价格效益比，那么中医医院的价格效益比远远高于综合医院；如果认为医院是追求医疗收入，那么中医医院每百元固定资产医疗收入基本低于综合医院。从绝对值看，1995年中医医院职工年人均业务收入比综合医院职工年人均业务收入少8200元，2000年中医医院职工年人均业务收入比综合医院职工年人均业务收入少1.4761万元。每一医生年业务收入，中医医院与综合医院的实际水平差距更大：1995年中医医院每一医生年人均业务收入比综合医院医生年人均业务收入少3.5949万元，2000年每一医生年人均业务收入比综合医院医生年人均业务收入少10.3133万元。
然而，在目前的管理体制下，控制成本就等于控制收入，医院的拨款和收入低，意味着医院的经济效益差。综合医院的职工人均业务收入1995年与1990年相比、2000年与1995年相比，增长率提高幅度分别为128.9%和110.0%；中医医院同期的增长幅度分别为75.6%和85.4%，相差幅度很大。1991年中医医院比综合医院的职工人均年业务收入高766元，但是，1992～2000年9年之间，中医医院与综合医院的每一职工年业务收入差距逐年拉大。
从以上数字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医人员及辅助人员收入低，这将大大影响积极性，从而降低了中医药临床应用的效果。但这还仅是一个侧面，也还能够通过政策调整加以解决。而另一个侧面则复杂得多。
经济效益直接影响到医院的生存及医护人员的切身利益，因此，追求最大经济效益就成为医院的“核心”任务。在综合医院里，中医科具有价廉的特点，因而其地位一降再降。先是不给病床，降为辅助科室，后是撤销专科，不给立足之地。如针灸科，因针灸收费低廉，而治疗时间长(请注意：西方国家都在大量采用针灸)、再如中药房，汤剂费事还不赚钱，不如中成药和西药，干脆一撤了之。这些做法导致中医药临床应用全面萎缩。即使是中医院，也难逃其厄运。如所设推拿、按摩等专科，也因占地、费时、不赚钱而被弃之。不得已，中医只好多开检查，多开西药。中医院西药的收入占药品总收入的60%，中药只占40%。因此，以药养医的医疗卫生体制严重制约了中医药的临床应用。依据中医阴阳理论，此消彼涨是自然规律，那么，在经济效益高涨之时，必是医德水准大面积下降之际。这是最可怕的后果。
市场经济在诸多方面优于计划经济，但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医疗卫生领域不适用市场经济原则。这一点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
(4)中医西化导致基础理论长期徘徊不前
加强中医药基础理论的研究，不仅为中医临床提供理论依据和方法，有助于提高临床疗效，而且中医基础理论的重大创新，有可能促使对生命科学的认知程度实现突飞猛进的提高，并在现代西方医学的体系之外发展新的生命科学认知体系，意义极为深远。但是近百年以来，“欧洲文化中心论”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武力，进入了中国。中国民众得益于西方科学技术和西方医学的同时，也出现了“唯科学论”和“民族虚无主义”的社会文化思潮。与世界上其它传统知识体系一样，中医药也出现了危机，经常受到所谓“不科学”评价，中医界不得不提出了“中医科学化”口号以求生存。在这种背景下，几十年来，中医药基础理论的研究丧失了主体地位，从“中医研究”变成了“研究中医”，主要是用现代西方医学来研究、解释中医，把西方医学思想认为不能接受的东西或不能为西药所用的东西，统统斥为“不科学”。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被动模仿，自主创新研究不足。由于20世纪西方科学的局限性和西医本身的局限性，对中医的认识仍然处于粗浅阶段，简单地认为中医不符合现代科学模式而不予认可。像经络研究等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也是因为国外的有关研究发表后，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国才被迫开展有关的验证性和模仿性研究工作，自主创新研究不足，也不受重视。
②缺乏对自身方法论的研究，过分追求高技术、新手段。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基因组学、蛋白组学的出现，出现了过分追求在细胞、分子层次进行物质研究的倾向，甚至鼓励“硕士研究生做到细胞水平，博士研究生做到分子水平”，似乎“越是细胞水平、分子水平，距离生命越近”。其实，40亿年前地球才出现单细胞原始生命物，经过了30亿年漫长进化，到7亿年前，生命形态才长到足以用肉眼可以观察到的大小，又进化到500万年前才出现人类这一高级生命。因此，越是细胞水平、分子水平，离高级生命越远，离临床越远，离中医越远。实际上，中医药学重视人自身身体内部的信息关联，以整体为对象进行研究，这是中医药学的优势。中医基础理论应该发挥自身的优势，而不是盲目模仿。近年自然基金委资助的中医药基础研究课题中，95%以上是实验研究，内容差不多全是某方治某病的药理学实验，或某中药有效成分的提取方法，这几乎完全背离了中医研究的方向。不是说不能进行实验研究，而是说这类实验并非中医药研究的方向，起码不是主要方向。
③忽略了传承，割裂历史研究中医。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中面临一个很突出的矛盾：中医学所观察的临床现象和规律，相当多的落在西医学视野之外；西医学按照其思路研究了一系列问题，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未涉及中医学论述的许多问题。于是，一些人看来，但凡西医不懂的就是不科学的、就是糟柏，要中医“去其糟柏，取其精华”，五运六气、子午流注等学说就这样被当作封建迷信抛弃了。这是中医现代研究面临的一个非常突出问题。今天，不少人要用西医的语言诠释中医理论，认为这就是创新，其实是在西化中医，是以足球规则评判篮球比赛。为此，对于西医不懂的东西千万不要随便批判，随便抛弃；必须首先重视对中医的继承，只有在全面继承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发扬。而在继承的问题上，首先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因为中医药是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基础上产生的医学，只有很好地掌握了传统文化，才能读懂、弄通、继承、发扬中医学。
(5)中医人才队伍质量下降极为严重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批中医学院建立于1956年，迄今40余年，现有28所中医高等院校。有人认为，中医教育成绩巨大；有人认为培养了一大批中医药事业的掘墓人。对中医教育的评价，真可谓毁誉参半。何以反差如此强烈呢？
几千年来，中医主要靠师徒传承。西学东渐，中医界为了与北洋政府废除中医的做法斗争，陆续开办中医学堂。应该说将师徒传承发展为学校培养是一个进步，新中国的中医教育确实培养出了一些优秀人才，但为了弘扬中医药学，不能不深入认识中医教育的严重不足。
首先，中医学院培养的人数远远满足不了13亿人民的健康需要。从1956年创建中医学院至今，共毕业本科生不足30万人。可是我们知道，民国初年时全国有中医80万人，全是靠师徒传承培养出来的。那时，我国不到4亿人，约每500人有一个中医大夫。今天全国13亿人，只有33.4万中医，平均4000人一名中医。可知中医教育培养的中医人数远远赶不上国家需求。
第二，中医学院的教育缺乏中医优势和特色。目前中医院校教学西化倾向十分严重。学生入学前本来已经接受了12年西方科学技术教育(这一说法应该是比较准确的。由于五四运动的影响，12年中小学教育几乎没有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入学之后先进行西医基础及实验教育，等于再次洗脑，学生很难形成中医的思维和方法，几乎不可能成为好的中医。此外，西医教学时数与中医课学时相当，如某中医学院中医专业19门西医课占总学时的31.12%，是西医院校中医课时的5～10倍；而19门中医课仅占42.88%，其余26%为公共课。如此培养出的毕业生，既不能当中医用，又不能当西医用，因此相当多的中医专业毕业生改行就西、搞药、从政、经商。
第三，重学位、轻实践，导致中医教育脱离临床经验。中医是临床医学而非实验医学。然而从学生入学就受西医实验思想教育，在研究生的培养上更脱离中医的特色。中医研究院一位教授感慨地说，由于考试制度关系，他培养的21个研究生，外文和计算机水平都很高，但很少在中医上下功夫，甚至连《本草纲目》的《序》都念不懂。再过10年，这些研究生成为教授以后，还会有中医吗？如此培养的中医硕士、博士，恐怕很能成为像蒲辅周、叶心清、岳美中这样的真正有水平的名医。众所周知，中医学院培养的学生是为中国人看病的，不是为外国人看病的，而且国外没有中医文献，因而外语学习的必要性不大。学外语是花费大量时间的事情。而没有古汉语知识是学不好中医的。今天中医院重外语学习轻古文学习，是本末倒置。
第四，老中医的临床经验亟待抢救。时至今日，旧社会过来的一大批有一技之长、身怀绝技的老中医陆续退休，其中不少已经辞世；1956～1959年入中医院校的学生，最迟毕业于1965年，中医功夫扎实，且略知一点西医知识。能够承上启下的这四届新中医，绝大多数也已退休。如果不及时抢救这些临床经验的宝库，抢救名老中医的知识，中医药学恐怕就要真正面临断源的威胁。
(6)中医药系列标准西化阻碍中医药的发展
中医西医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遵循的哲学理念不同，故其系列标准也不可能相同。西医要消除病因，中医强调保证人的健康。犹如打仗，西医千方百计消灭敌人，而中医则设法使自己健康的活着。西医辨病下药，中医辨证论治。因此，疗效评价标准很难统一。如一人头晕目眩，中医治疗后感觉舒服了，算不算好了？西医检查后，也许血压还高。但西医治疗后，血压正常了，仍是头晕目眩，西医认为治好了，中医却认为没有治好。疗效观不同。今天总是要求中医疗效按西医病名进行评价。
蒲辅周先生治好了167例乙脑患者，卫生部不予认可，因为他用了98个处方，平均每个处方治疗不到2人，“没有统计学意义”。
今天中药的开发几乎完全按西医标准进行，开发出的不是按中医理论能用的针对某证型的药物而是针对病名的药物，如“抗病毒，治感冒”、“抗菌消炎”等等，其实早已不是中药了，因为中医无法使用。
新药开发的动物实验几乎完全不适用于中药研究。新中药只能是中医从临床上总结出来的处方，而不是老鼠实验所能筛选出来的。例如巴豆有毒，人吃后拉稀，老鼠越吃越肥。又如六味地黄丸用于肾阴虚证，不可能用动物实验开发出这类名方成药。
社会舆论普遍认为，中药新药开发是低水平重复，极少有Ⅰ类、Ⅱ类新药成果。其实Ⅰ、Ⅱ类新药早已不是中药了，是西药或植物药，无法按中医理论使用。
仿照西药研制标准，有关部门为中药制订了“5个P”，表而是进步了，实际上是中药进一步西化，因为它们根本没有考虑中药的特点。
今天，西化的中医疗效标准和中药评价标准阻碍了中医药的发展，使之严重西化而失去了中医之精髓。
三、大力发展中医药应当成为国家的战略选择
(一)重塑民族自信心，大力发展具有中国原始创新优势的中医药体系
鸦片战争中，英国殖民者的坚船利炮打败了满清政府，这一历史巨变，强烈震撼了中国国民的心灵。反思之余，人们悟出了“科学就是力量”的道理。面对西方科技的发展，我们落后了，大国变成了弱国。于是弱国心态悄然而生。一方面我们哀叹中国的传统太落后了，一方面顶礼膜拜于西方科技之前，到了迷信的程度。今天，弱国心态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50年来中医药处于从属地位就是这种心态做怪的结果。振兴中医药，关键是重塑民族自信心，重铸中华医魂。
其实，中西医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其哲学思想不同、理论迥异，所研究的范围不尽重叠。尽管在微观准确性方面显得不足，在许多情况下难以像西医药那样进行定量处理，然而，二者相比，中医药更具有优势，更代表人类医疗保健的发展方向。
西医有自己的局限性，并非如我们所崇拜的是十全十美的“科学”。“科学”一词的原意是规律性知识的集合或自然科学领域的某门学科，而百十年来，我们将“科学”二字神话为真理的代名词。西方人士早已认识到西医的局限性，甚至发出西医“何时才能把人当人看”的感叹。世界卫生组织明确提出，尽管西医应用了高精尖诊断设备，误诊率却高达50%以上。西医的局限性在于其机械唯物论的认识观，将人视为由筋骨皮肉和各脏器构成的而不是生成的，因而把人视同由零件组成的钟表。而中医强调人体各系统之间的功能关系而非实体组合。按照钱学森先生的话说(大意)：西医处于幼年时期，再有四五百年才能进入系统论，再发展四五百年才能到整体论，因而西医再有800～1000年才有可能达到中医今天的整体论思想境界。
西医没有办法解决他们认为病因不明的疾病，所以才提出了亚健康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实际是对西医的否定，是向中医的靠拢。西医大夫用西药消灭敌人(疾病)、而中医大夫则用中药调整人体生命状态(证)，调整人体状态对常态的偏离，使人体恢复平衡。由于西医药学的结构性缺陷，西药无法通过自身的进步克服其巨大的毒副作用和耐药性问题，只能不断淘汰产生耐药性的药品，开发新药，且周期越来越短、毒副作用越来越大，开发成本越来越高。例如1998年，美国因药源性反应住院抢救者达216万人，其中10.6万人死亡。据岳凤先教授统计，新中国成立后的40年间，中药毒副反应的报道只有5000例，且多属用药不当。
中医的特点是辨证论治，中药不会产生西药那样的耐药性。中国中医研究院基础所原所长陆广莘教授曾做过实验，以耐药性大小而论，黄连素＞黄连＞复方＞辨证论治。因此，5000年来，并没有哪种中药因产生耐药性而被淘汰；也没有哪种中药因毒性而不再使用，反之，中医讲究“聚毒药以供医事”。1800年前的仲景方今天依然能用，1800年后应该仍然有效。因此，中医药的发展关键在医而不在药，没有必要整天强调中药创新而忽视中医理论的发展。
首先，要认识到中医药是一门科学，一门东方科学，一门博大精深的后科学，它有着自己特有的内在规律性。其次，中医药与西医药各具优势和特色，我们不必妄自菲薄。我们要看到，中医药学研究的许多内容远远超出了西医药学研究的范畴，因而难以为西医药人士所理解，也难以用西医的语言和理论解释清楚，正如西医药的许多内容无法用中医药学的理论和语言解释一样。因此，我们不要试图用西医药学的理论来解释中医药，更不要以西医药之标准来衡量评价中医药；犹如不要试图用物理学理论和语言来理解和衡量生物学内容一样。再次，我们也要在传承的基础上，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医药理论体系，先在国内做好中医药工作，为中华民族再做贡献。应该认识到，我国最有优势、最有实力、最有发展后劲的就是中医药学，这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要按其自身发展规律去发展。继承、弘扬中医药学是一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教育，是重塑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
(二)积极探索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建立以中医为主、中西医并重的初级卫生保健体系
1949年之前，由于战争、疾病、不良的卫生环境等原因，中国人的期望寿命不高，仅40.8岁。解放后，政府实施了三个措施，大幅度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爱国卫生运动”；恢复和振兴中医，鼓励西医学习中医；赤脚医生运动，上百万人接受了初级医学培训。到1975年，全国有156万赤脚医生，在农村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预防保健工作和公共卫生工作，通过这三项措施的实行，极大地提高了我国人民的健康水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70年代，我国医疗保障体系的覆盖率达到85%，以世界1%卫生事业费，解决了世界22%人口的医疗保障问题，而且各项指标跃居世界前列，曾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各国学习的楷模。
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按6.26指示下乡的医务人员回城以及农村集体办卫生保健的解体，赤脚医生或离开了卫生保健工作或改为个体行医，农民没有了合作医疗，必须自费利用卫生保健。也就是说，农民没有了为之分担医疗费用的保险机制。除此之外，农村医疗卫生尚存在如下问题：
国家对农村医疗卫生投入严重不足。今天，国家预算中的卫生经费约85%用于城市，仅约15%用于农村。国家对农村卫生资金的投入从1991年的48.71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124.59亿元。但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十年间投入量只增加了48.5%，年均增长4.49%，远低于同期全国卫生总费用年均13.1%增长和全国农村卫生总费用年均12.8%增长的速度。而且，国家用于农村公共卫生的经费主要用于养人、发工资。
以药养医导致农民看不起病。由于我国医疗机构普遍是以药养医，医生诱导患者消费，医疗费用迅速上涨，医疗费用超出了农民承受能力，致使农民“因贫致病，因病返贫”。如上所述，1991～2000年10年间全国农村卫生总费用年均增长12.8%，比同期农民收入年均增长7.75%，高出5.1个百分点，农民如何承受得起。贫困农村地区近半数应住院病例因经济困难而未住院治疗。目前受感染的人数已经近百万，受威胁的人数达百万。
重医疗、轻预防，导致已控制的疾病死灰复燃，新的传染病时有发生。目前甲类传染病如鼠疫、霍乱有较大流行可能，1990～2002年13年间全国共发生鼠疫病人786例，死亡60例，年均发病61例，是建国初期35年年均病例的3倍以上。1998年发生霍乱流行，波及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报告病例12,221例，死亡249例，病死率2%以上。艾滋病的流行持续上升，据专家估计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超过100万人，其中病人20万，存活8～10万人。结核病负担日益加重，根据2000年全国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全国近半(5.5亿)人口感染结核杆菌，活动性肺结核病人500万人，传染性病人150万人，其中80%在农村，每年约有13万人死于肺结核。此外，我国还是病毒性肝炎的高发区，估计全国1.2亿多人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占全球1/3以上。血吸虫病的防治依然不容乐观，目前未得到控制的地区还有7个省110个县。新的传染病如禽流感、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病和2003年的SARS等，使预防形势更加严峻。
政府卫生预算城乡分配不合理。1991～2000年，政府农村卫生预算支出累计只有690亿，仅占政府卫生总预算支出的15.9%。2000年，城市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用占总医疗费用的60%，而农民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用则达90%。同年，农民人均卫生总费用188.6元，仅为城市人均卫生总费用的1/4。因此，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191个成员国进行的医疗公平性评价中，中国排在倒数第4位，仅比巴西、缅甸、塞拉利昂略强。
因此，应该考虑建立以中医为主导、中西医并重的农村初级卫生保健体系。20世纪70年代我国能以世界1%的卫生事业费用解决世界22%人口的医疗保障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建立了赤脚医生制度。赤脚医生构成了农村三级卫生网的最下一层。他们既是卫生行政体系的下层，又因为出自当地而有着浓厚的乡土情结。这种乡土情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产生子夜出诊、突击接生、舍己救人的思想基础。如果完全以市场经济来建立农村二级卫生网，是有一定困难的。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广大农民还是相信中医药的，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就近采药应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当地的药材可以解决当地大部分需用。早在民国初年，我国3亿多人口，有80万中医大夫，多分布于农村，当时约1000名西医大夫，几乎全部集中于城市。1965年，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号召“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大批医务人员下乡；20世纪60年代末，全国又掀起办合作医疗的。到1975年，全国有赤脚医生156万人，基本上解决了农民就近看病问题。到2000年底，由赤脚医生改称的乡村医生还有102万人，到2002年底又有大幅度下降。也就是说，我国至少还需要培养百万名赤脚医生才能满足农村需要。按我国中医院校的教育能力，应该说，10年内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这些赤脚医生的培训当以针灸、拔罐、按摩、刮痧及中医基本知识为主，并教以简单的注射、吊瓶等西医疗法。因此，完全可以重建赤脚医生制度，重建农村合作医疗和三级卫生网，使广大农民回到“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的年代。
在这方面应该说已有了较好的先例：贵州中医学院从1992年起都在为农村培养乡土中医大夫，每年派出专家教授深入农村，为当地培养中医药乡土人才，教会他们识药治病的技能。并且通过这些受训的乡土中医药人才带动当地农民学会利用和保护好中药材资源。农民在看病时，可以带上自采的草药交与医生，实行“以药换医”的新型农村医疗制度。如果病人带的药材多，医生还会补给病入药、医之间的差价。这样就减少了农村病人费用的支出，解决了农民“有病不敢医”、“有病无钱医”等问题。这一新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医疗保健体系，可以促进农民合理利用当地资源、减少其医疗负担、增加其收入，应予以总结、提高、推广。
(三)实施中医药振兴工程
几千年来，在中国传统智慧的指引下，中医药发展形成了超前的、普济的、人人可及的一整套卫生保健技术体系，不仅至今仍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也启迪了未来医学的健康生态模式，必将对人类生存质量的提高做出重大贡献。
中医药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与时俱进的。汉代《神农本草经》收载药物365种，到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收载1892种，增加了4倍；**、没药等南药原产于东南亚诸国，中医弄清了其四性五味、升降沉浮和归经，也将之吸纳入中药体系；汉代张仲景在前人基础上创立六经辨证，解决了当时的烈性传染病问题，明清吴又可、叶天士、吴鞠通等人在仲景基础上又有发展，提出戾气学说、卫气营血与三焦辨证，解决了新型瘟疫问题。所有这些，表明中医药学一直在不断现代化，一直在沿着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
然而，如前所述，百余年来，人们错误地认为旧的就是不科学的，就要打倒、改造，导致中医药发展迟缓，地位低下，处处受到排挤，时时成为被改造对象，使本应在中国人民医疗保健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中医药只起到辅助作用、从属作用。这一切“是中西方文化冲突的悲剧，是滥用行政、法制手段以一种文化排挤另一种文化的历史典型。《医道与文采》早在20世纪80年代，德国慕尼黑大学波克特教授指出：“中医药在中国至今没有受到文化上的虔诚对待，没有为确定其科学传统地位而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学探讨，没有从对全人类的福利出发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注，所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这样做的不是外人，而是中国的医务人员。他们不承认在中国本土上的宝藏，为了追求时髦，用西方的术语胡乱消灭和模糊中医的信息”(《医道与文采》)。
面对目前中医药发展的客观现实，为了继承与弘扬中医药学，为了保证13亿中国人的健康，我们提出实施“中医药振兴工程”的建议，重点在加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抢救老中医临床知识、改革中医高等教育模式、为农村培养新一代“赤脚医生”、普及中医药文化教育、加强中医院建设等方面实行切实有效的政策和措施。
1.中医药政策法规保障工程
长期以来，体制和政策法规对中医药的歧视和排挤，使中医药始终未能与西医药并行发展。人们往往忽视这一问题，甚至认为党和政府给中医药的政策特别优惠，是中医药自身不争气、不科学，所以发展不起来。这种错误的认识使僵化的体制和不合理的政策法规得以长期延续下来。
众所周知，政策法规往往决定一个产业的存亡和一个学科的存亡。日本明治维新从法律上肯定了西医药是唯一合法的医疗保健体系，日本汉医界人士进行了20年斗争，终归失败。从此，日本中医药断线近百年。我国解放前，国民党政府千方百计消灭中医药，始终未能得逞。解放后，尽管中央领导对中医药发展一直给予高度重视和支持，但是在体制、机制以及政策法规体系建设上，往往不利于甚至阻碍中医药的发展，或者从思想上要将中医药改造成为西医药。我们必须看到，我国中医药的医、研、教各方面的问题，主要是政策法规造成的。例如中医不许介入艾滋病、SARS等传染病治疗，否则就是违法；而事实上，中医在这类传染病治疗上更具优势。我们必须按照我国宪法第21条规定制订政策，即按照“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并重**来修订所有有关政策法规，改变有关体制，使之有利于中医药发展。现行有关阻碍中医药发展的政策措施，应以最快的速度加以整顿、清理、改进、完善，换句话说，必须尽快给中医松绑。
中医药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像保护其它文化遗产一样给予高度重视，使弱势的中医药学群体与强势的西医药学群体有平等的权利。如此，不远的将来，中国不仅有望率先实现WHO提出的“让人人享有健康”的伟大目标，而且还会为人体科学的发展做出新贡献。
2.中医药人才工程
现行中医药教育体制亟待改革。1956年提出创办中医学院，就是为了大力发展我国的中医药事业。1978年9月，中央以(78)56号文件转发了卫生部党组《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邓小平同志在批示中特别指出：“这个问题应该重视，特别是要为中医创造良好的发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现在20多年已经过去了，由于没有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发展中医的指示精神，中医人才的培养方向与当初办中医学院的意愿相反，现在能够临床治疗的优秀中医大夫越来越少，据估计，今天能拿得出手的名老中医不到300人了，致使人们发出“抢救中医”的呼吁。
中医学院几乎一半时间讲解西医课程，学生能否毕业完全按照西医模式控制。要想拿到中医行医证必须考西医课程。这与解放初期中央卫生部要“改造”中医的政策如出一辙。如此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中不西，很难用中医理论去指导临床实践。我国现有中医药人员33.4万人，但多数不能按纯中医理论去临床治疗。中医学院培养的学生本应该坚持中医，但大多学生发生了动摇：中医科学不科学？中医能不能治病？中医还能坚持多久？如果继续按此教育模式培养中医人才，不出20年中医就会消亡。因此，中医教育体制改变是当务之急，是关系中医药能否生存的大问题。
加强中药师人才培养。中医的发展是战略问题，中药的发展是战术问题。如果我们将中医药学体系割裂，那就是如日本一样的废医存药，中医将被消灭。脱离中医学的“中药学”其实是“植物生物化学”。我国中医院校中药专业只讲“植物化学”，没有药工教育。如果不培养合格的懂中医的药工，中药就很难向正确方向发展，中药将被改造成西方的植物药或西药，中医药事业在中国将消亡殆尽。将明明是西药的青蒿素视为中药现代化的典范、吹捧为中药研究的成绩，就是学校中药专业教育的一大失败。
在经济领域有特区，我们的中医教育领域能否有特区？建议将几个省市作为中医特区，学校是完全不学西医知识，不做动物实验，不学外语，强调传统文化教育，十年以后，再与那些“中西结合院校”比一比，看谁培养的学生医术高，看病好。
而且中医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中医院校可以附设中医小学、中医中学，让娃娃从小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3.中医药科研工程
中医药的科研应在中医药理论体系的指导下进行。中药研究，必须与临床结合。当年张仲景救人无数，才提出“六经辨证”；叶天士临床终生，其学生才为之总结出“三焦辨证”。今天的基础理论研究多是以西医的思路、方法进行动物实验来验证中医理论，中医理论如何能够发展呢？又如中药是中医大夫长期临床经验的总结与升华，而不是像西药那样盲目筛选出来的。目前大部分中药研究所是按西药研究所的模式建立的，从事中药中有效成分的筛选、分离、提取，这种方法背离了中医药的理论与规律。中医研究中的问题也没有真正去按中医的内在规律进行中医研究。许多中医药科研课题偏离中医理论，是按照“基因组学研究”、“蛋白组学研究”去迎合项目评委，否则就有拿不到经费。但这一类型的研究对中医临床和中医理论毫无意义。对这个问题，应该引起科技主管部门的关注和重视。
中医药科研应与临床相结合。本应从SARS治疗中总结出中医的新理论，可惜错过了机会。中医药的研究也应纳入国家突发事件预测预防和应急体系之中。
4.乡村中医工程
从数量上说，我国中医院与西医院之比为1:6，而从规模上说，中医院远远小于西医院。尤其是，医院以药养医的现状以及中西医政策法律上的不平等，中医院也多用西医药治病，且不敢用中医方法抢救病人。因为用中医方法抢救，出了问题就算医疗事故；用西医方法出问题属于正常现象。
我国现行的中医院是完全模仿西医院模式，许多西医的设备中医用不上，但是，按照要求也不得不买。中医院已经成为保养贵重仪器的地方，给国家造成了很大浪费。因此，必须改变这种模式，按中医自身规律加强中医院建设。
我国曾因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体制使我国医疗卫生覆盖面达85%而闻名于世。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以赤脚医生为重要方面的农村卫生网几乎不复存在，广大农民缺医少药。建立以中医药为主体、中西医并重的医疗保健体系，为农村提供医疗科技支撑，培养大批乡村医生，才能真正保证13亿人民的健康，才能保证小康社会的顺利实现。
5.中医体制改革工程
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卫生部几乎一直是西医的一统天下，他们只有西医知识，也只相信西医，只发展西医；他们不懂中医，不相信中医，总认为中医不科学，千方百计要把中医提高到西医水平。因此，中医药之管理必须脱离卫生部，单独成立中医部，负责中医药之发展弘扬，使中医药造福13亿人民。
人们并不希望将目前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直接升级为中医部。应该选择有民族自信心、热爱中医药事业、愿意为中医药事业奋斗、全心全意为13亿人民健康造福的人到中医部工作(论述不清)。在中医部设立之初，其下应设立顾问委员会，邀请目前已为数不多的名老中医作顾问。顾问委员会应有相当的决策参政权，以免搞成中西医结合部或中医药现代化部。
(四)将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作为重大专项列入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
《**中央国务院关于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指出：“基础性研究是人类文明的动力，是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源泉和后盾，是新技术、新发明的先导，也是培养和造就科技人才的摇篮”。中医基础理论是中医药学特色的体现，是中医临床之凭依，对临床具有普遍的、具体的指导意义。唐代魏征说：“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因此中医药基础研究是中医药发展之根本。
长期以来，中医药基础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工作十分薄弱，解放后的几十年中，仅仅进行了一些文献古籍整理，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缺乏明显进展。为促进中医药的全面发展，建议将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作为重大专项列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这是功在千秋、利国利民的一件大事，其意义不亚于“人类基因组研究”等生命科学领域的重大研究，如能通过重大科技专项支持建立起比较完整的中医药理论体系，此研究堪与“两弹一星”和“夏商周断代工程”等重大科学突破媲美。
1.研究方法的探讨
与临床结合。中医的理论，在古代哲学影响下，形成理论与临床紧密结合的特点。中医的理论对实践进行指导，反过来又加以提高，没有临床实践就不容易体会中医理论的正确与科学。所以，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一定不能脱离临床。
开展宏观研究。中医是宏观的，西医是微观的，并非微观就比宏观先进。中医是整体论，讲究天地人合一，是动态的；相比之下西医是静止的、局部的，是机械论。尽管近几十年来西医的模式有改变，向中医靠拢，但它建立在还原论上的基础没有变。所以西医的方法与中医不同，像动物实验、实质研究等思路可以进行，但不应作为中医基础研究唯一或主要的方法，更不应占去科研基金的大部分。
与21世纪的科技结合，走自己的路。中医要发展，一定要与最新的现代科技结合。在20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程度尚无法帮助中医真正现代化。应寄希望于21世纪的自然科学与科学哲学。20世纪的系统论、控制论等对中医有一定帮助，21世纪可能还有更新的、综合程度更强的理论，中医可以参考，然后走出自已的路，形成自已的科学研究方法论。
2.研究领域的探讨
对中医学术的系统整理。在现代的认识论条件下，对中医的基本概念、理论学说进行历史的、逻辑的整理是基础研究的重要工作。同样一个概念，在不同医家的理论中有不同含义，其前提条件是什么，其实质内涵有什么区别，分别应用于什么样的不同情况下…，这属于中医学术史、概念史研究，是研究中医理论的基础性工作，只有把这些内容继承好才能进一步发扬。这个系统性工程有必要组织队伍认真进行。
对核心理论的深入研究。像阴阳、五行、脏腑和经络，都是中医理论的核心，百年来也有不同的争议。有必要在总结近数十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像心主神明还是脑主神明？经络是否存在？这些问题离开中医临床就不能做出准确的评价。又如五行学说被视为玄学，为什么中医还在用？实际中医五行学说的实质是五脏相关理论，这些都要结合临床进行阐释。
对辨证论治的研究。不少人将辨证与辨病相对立，甚至贬低辨证论治的必要性。实际上，中医的辨证论治包含了辨证-辨病-再辨证这样一个综合的过程。对辨证论治的实质内涵应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并解决与辨理化指标、辨现代医学之病的关系。
中药的研究。未来临床医学很多难题的解决要靠中药。但是，中药的研究一定要以中医理论指导为基础，不要一味走分离、提取有效成分的植物化学研究道路。中医中药不分家，要认真研究中药的药性理论与中医理论的关系，以及临床应用的规律。
养生保健理论的研究。中医提倡“治未病”，养生保健理论很丰富，包含了免疫防病、颐养益寿等预防医学、健康教育的内容。对这一部分内容不仅要从文献上整理，还应加以现代研究。中医优秀的养生文化应该在我国的公共卫生政策中有所体现。
3.研究人选的探讨
中医药理论体系是制约中医药发展的“瓶颈”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基础是体系的构建，就是在繁纷复杂的中医传统知识和临床经验中，凝炼、归纳、构建理论体系。这个体系不仅仅指导中医实践和中药研制，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认识生命科学的理论体系。实现这一目标的难度是艰巨的，能够担负此重任的必须是具备战略视野、通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大科学家。钱学森同志对中医药的研究给予了高度重视和支持，我们期待着更多的科学家能够像钱老一样，积极投身这一艰巨而伟大的事业。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 中医药战略地位研究课题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