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用中医药确保13亿人民特别是9亿农民健康
保障13亿人民健康特别是保障9亿农民健康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目标，也是创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内涵。为实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要求，需要了解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保障体系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科技需求等情况。受国家科技部办公厅调研室委托，从2003年10月开始，课题组先后到甘肃、贵州、河南、河北、湖北、重庆等10多个省市的相关地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通过调研，对我国农村卫生事业的艰巨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深深体会到农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严重性，真切地感受到了农村卫生事业迫切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持，特别是需要中医药这一中国原创性科学的支撑及其知识普及。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不能简单模仿西方的医疗卫生保障模式，必须建立以中医为主、中西医并重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医疗卫生保障体系。
一、农民健康与农村医疗卫生保障现状和问题
课题组先后走访了所到省市的科技厅(科技局)、卫生厅(卫生局)以及医疗卫生部门，与有关领导和专家进行了座谈，实地考察了县及乡镇卫生院、村卫生所，并深入到特困农户家中了解情况。初步掌握了农民的健康需求和就医状况。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各类医疗机构不断增加，农村卫生环境得到改善，农民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不断提高，人均寿命延长，妇婴死亡率明显下降。但是近年来，农村居民的医疗卫生保障状况越来越令人担忧，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越来越突出，特别在一些贫困地区“小病拖，大病挨，重病才往医院抬”的现象十分普遍。如重庆山区某村连卫生所也没有，村里人有个头痛脑热的，就吃他们心中的万能药“头痛粉、去痛片和感冒胶囊”，一般小病是绝对不会下山就医的，最后拖到实在不行了，才由人抬下山看病。为什么改革开放后，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看病难”的问题却越来越严重了呢？我们认为，农村医疗卫生保障主要面临以下一些问题。
(一)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小于医疗费用增长速度
虽然农民的收入近几年来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目前大多数农民还很贫穷，在我们调研的甘肃、河南、贵州、河北等省的村里，许多农民家徒四壁，一无所有，促人泪下。有的仅仅为了能让孩子上学或为孩子买件新衣服去卖血而患上艾滋病；有的因家中一人患哮喘而负债1.4万元；有的20来岁仅因患痔疮而负债累累且无法参加劳动，这哪里像是解放了50多年的农村。
农民收入也确实有所提高，但远小于医疗费用的增长速度。医疗费用支出的急剧增加远远超出农民个人和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1990～1999年，农民平均纯收入由686.31元增加到2210.34元，增长了2.2倍，而据卫生部门统计，农民每人次平均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同期内分别由10.9元和473.3元，增加到79元和2891元，增长了6.2倍和5.1倍。《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4年》记载，2003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622.2元(包括实物收入)，农村居民的平均住院费用2236元；我们调查的甘肃陇南地区2002年农民人均收入仅1056元，天水地区农民人均收入1250元，而看一次病往往要几百元。可以说，农民如果得了大病，一年的现金收入不能支付住院一次的费用。因此，疾病是中国农村居民致贫或返贫的主要原因。温饱解决之后，健康成为头等大事；看不起病就没有安全感，首先在心理上就是很大的负担。“看病难，看病贵”已经成为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各地为解决农民看不起病的问题不断进行努力，创造了不少好方法，但往往由于种种原因而夭折。例如，贵阳中医学院在20世纪90年代初派人教农民认识草药，种植草药，让农民挖草药代替医药费，“以药换医”，很受群众欢迎，新义市则戒乡卫生院一度做得非常好。但由于个别领导对此不理解，加上人员变动、国家药品法的限制等原因，这一有可能成为解决贫困地区农民医疗负担过重的方法，已夭折数年。
(二)农村缺乏行之有效的医疗保障体系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农村有赤脚医生制度，医疗保障覆盖率高达85%，成为世界的典范。赤脚医生制度使人人都有安全感。但80年代后，赤脚医生制度解体，目前全国80%的农民、50%的城市居民就医完全是个人付费；由于医疗保健事业近年完全按市场经济运作，故而医疗机构和个体医生为追求收入滥用处方权，造成医疗费用飞涨，低收入的农村人群有病不敢看的现象日趋严重。卫生部最新调查统计显示：“在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因为看不起病、住不起医院，因病在家里死亡的人数估计在60%～80%”。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对世界191个成员国卫生体系、绩效的评估中，中国位列第144位，其中“用于卫生体系的财务负担在国民中的分布状况”指标位列第180位。就医疗卫生保障公平性的评价中，我国被排在倒数第四位。因此，为农村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医疗保健体系势在必行。
(三)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农村公共医疗卫生费用逐年下降
我国7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只有30%的人口生活在城镇。而这30%的人口却占用了70%的卫生资源，即使这30%的城市人口中，有一半即全国人口的15%享受不到医疗保障。1993年，农村卫生费用占全国卫生费用为34.9%，1998年为24.9%，2000年为22.5%，7年内下降了10多个百分点。国家对农村公共医疗卫生费用投入严重不足，制约着医院设备的更新和基础设施的改善，更为重要的是造成了乡镇医院、村卫生所的关注方向由公共卫生保健向自身的生存发展创收上转变，势必造成卫生保健体系的目标偏差。
**早在1965年6月26日就指出：“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而且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的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只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5亿多人是农民。脱离群众。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难深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1997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也要求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然而，这些年来，我们始终是把卫生资源重点放在城市，始终忽视农村。据2001年有关资料统计，中国医疗条件最好的是北京，每千人口病床数为6.28，最差的是贵州省，为1.51，相差12倍。从资源配置来看，如果我们不重视9亿农民的健康，奔小康就是一句空话。
(四)农村医疗卫生人才匮乏
我国每千农村人口乡村医生和卫生员的人数从1975年的1.55降到2003年的0.98。造成农村医疗卫生人才匮乏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的工作人员待遇差，住房、工资、子女教育等现实问题得不到解决，致使一些大、中专医学院校毕业生宁可改行去条件好的地方打工，也不愿去乡镇卫生院工作，即使去了也不安心。例如，某省一个贫困镇2万多人，只有一个中心卫生院，40名医生中大专以上学历占2%，高中以上占10%。农村医疗卫生机构不但留不住新人，就连许多有经验的老医生也跑到城里去了。
(五)农村中医大夫越来越少
清末民初，我国有中医80万人，主要分布于农村，当时我国只有4亿人口，平均每千人有中医2人；1949年，我国有中医50万人(其中注册中医27.6万人)。今天，中医33.4万人(2001年)，而按卫生部公布的数字，仅27万中医，平均每千人中只有中医0.2人，仅为清末民初时的十分之一，简便廉验的中医疗法已基本无人实施了，当初成为世界卫生事业典范的以中医为主的赤脚医生制度也已不复存在。就我们初步调查，今天的中医院多不姓中，中医大夫大约只有10%的人开汤药处方。若以开汤药处方者算作中医，则我国目前中医不足3万人，则千人均中医数仅为清末民初时的1%。
今天的西医疗法，仅各种检查费用农民都负担不起，遑论其他。何况农村基层是不可能有完善的西医检查化验设备的，即使有，西医也解决不了一切问题，这已由西方国家的医疗实践所证明。但农村只要有足够数量的合格的中医，通过望闻问切，就可以解决大多数疾病问题，人们就会有安全感。
农村尚有一部分自学成才的中医和祖传或师徒传承的中医，他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农村医生的日益短缺，但按照现行《医师法》，无法获得行医执照，或被迫改行或“非法”行医。例如，广东电白县谢卓邦是1962年高中毕业自学成才的中医，行医40余年，曾多次发表论文，他治疗一例重症肝炎只用三两千元，而对比之下，用国家某大医院最新科研成果治疗一例需30多万元。但是，2004年10月，县药监局查抄了他的诊所，没收了他的自制中药，引起患者恐慌与不满。
近20多年来我国不允许中医师徒传承，要参加行医资格考试，必须要有大学文凭；所谓有多少年行医经验者可以参加乡村医生考试等规定，早已名存实亡。这基本上是沿袭了解放前余云岫、解放后贺诚和王斌用管理和法规消灭中医的思想。能够治病却拿不到行医资格，其责任不在这些医生而在有关部门，是他们制定了不合理的规定。他们忘记了，今天中医高等院校最初的教材就是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奠基人吕炳奎同志召集民间中医边座谈边记录边整理出来的，最初的教授也都是从民间中医来的；张仲景、李时珍、叶天士等名医大家，也都是民间中医，没有上过中医院校。反对中医师徒传承是方向性错误，是用法律法规的形式造成实际上取消师徒传承，是在扼杀中医药，是违宪做法。
然而，也真有一些干部坚决遵守宪法、按宪法精神办事、敢为老百姓解决医疗难题的。例如，运城市卫生局20年来，一直支持民间中医的发展，使运城地区中医事业蓬蓬勃勃，不仅解决了农村缺少中医的大问题，而且发展了中医。
(六)中西医诊断价格不合理加剧了中医面临的困境
西医大夫的诊断费用并非仅是那几块钱的挂号费，实际上还包括各种检查和化验费用，往往高达几百甚至好几千元，因而别说是农民，就是一般城市居民也看不起病；而中医大夫的诊断费仅仅是那几块钱的挂号费，当然养活不了自己。这种价格导向的不合理导致中医院无法生存(故有药房代煎、偷减药味及重量等见不得人的做法)，只好也采用西医那一套，完全抹杀了中医简便廉验的特色，也导致中医日趋式微，迫使中医院不姓中。
目前我国医生的主要收入来源不是诊断而是检查、化验和药品，为了获取“经济利益”，某些医生往往不惜违反医德，开高价药物获取回扣，做不必要的检查，增加病人的痛苦和负担。更有缺德的医生给根本没有心脏病的“病人”安装了10个支架，搭了一个桥，实乃“杀人越货”。有专家指出，我国看病费用的组成，体现着严重的“见物不见人”的特点，也即东西(药品、材料、检查仪器)值钱，人的劳动(医生的分析诊断、操作技术)不值钱。如目前在我国，一个关节置换术全部的费用是53000元，其中：医生的技术劳务费1790元，检查化验费1600元，床位费500多元，药品费4300元，材料费41900元(进口关节)。中国大型医疗设备的拥有数量和分布密度早已经位居世界前列，由于使用率不高，还时常发生拉病人给回扣的丑闻。有些医疗机构为了早日回收设备成本，冷落中医药廉价、有效的药品和诊断方法，鼓励医生多开进口高档药，多开CT、核磁等检查，造成了医疗资源的极大浪费，加重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农民和城市低收入者根本看不起病。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收是各级医疗单位的首要任务，一些中医院明知CT等现代化检测设备对中医的诊断作用不大，但为了增加医院收入，不得不引进大型设备，进行不必要的检查。例如，作为贫困地区的某市(地区市)中医院，贷款1000多万欧元从德国引进各种大型医疗设备，当问及这些设备对中医的诊断治疗有什么用处时，回答是“中医也要现代化嘛！”由于纯粹的中医诊疗方法虽然能解决问题但却不赚钱，许多乡镇卫生院的中医科诊室早已有名无实，大部分从事西医治疗。如贵阳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原来对粉碎性骨折采用手法复位治疗，费用仅二三百元；但西医手术治疗却可以收取好几千元甚至更多，为了生存，只好也采用会使病人痛苦且负担更重的手术治疗。又如针灸深受农民欢迎，但由于针灸费事费时又不赚钱，无法保障医院的生存和发展，有的医院已经取消了针灸。按这种趋势发展，中医药市场日渐萎缩，有可能慢慢地从年轻人中消失。
就我们调查估计，全国中医院中，中医药的收入与西医药的收入之比约为3:7，也就是说，中医院主要是靠西医药的收入来养活自己的，绝大多数中医院并不姓中。运城市中医院是中医特色保持最好的中医院之一，其中医药的收入占到52%，这是十分罕见的，这既是运城市中医院努力的结果，也是运城市政府特别是市卫生局支持的结果。在各中医院中，坚持开汤药处方的中医大夫约占1/10，大多数中医大夫是兼开中成药和西药，甚至以后者为主。
也有文章指出，许多中医院所开的中药处方只占整个医院处方的3%，有的中医院甚至在1%以下。他们已经不是在“救死扶伤”，而是抛弃了简便廉验的中医，千方百计掏病人的腰包。完全自己付费的农民和城市低收入人群是越来越看不起病了。
二、中医药能够解决9亿农民的健康问题
综观我国各行各业，最有实力、最有优势、最有后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唯有中医药。中医是具有我国原创性的医学，源远流长，其不可磨灭的功绩及其简便廉验的特色早已为我国几千年的历史所证明。要解决13亿人特别是9亿农民的健康问题，必须充分发挥中医药的重大作用。
(一)中国学不起西方的医疗保障体系
目前我国80%的农民是没有保障的自费医疗群体，农村的医疗卫生保障问题，已成为我国奔小康的主要障碍之一。要改变弱势群体缺医少药状态，靠西医药为主的医疗保障体系是很困难的。世界各发达国家也越来越感到负担不起日益高涨的医疗费用，日渐对西医的局限性加深认识，对西药的毒副作用及耐药性表示怀疑。且不论西医药的种种弊端，就是其越来越高的医疗费用也限制其成为我国农村医疗保障的主导模式。如美国仅2.8亿人，2000年的医疗卫生总支出已高达1.3万亿美元，占全球医疗卫生支出总额的43%，但仍有15%的人口享受不到基本的医疗服务。而当年我国GDP才1.35万亿美元，换句话说，我国的GDP还不够中国人吃药的。要按美国标准吃药，我们的GDP还要再增加5倍。美国人均医疗卫生费用高达4650美元，拥有世界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误诊率也高达50%以上，且对绝大多数多因素疾病(即慢性病、疑难病)和病毒性传染病束手无策。因此，美国这种以现代生物医学为主的卫生保健模式不可能成为全世界的典范，更不可能在13亿人口的中国推广。
(二)中医药简便廉验，能保障农民健康
西医是靠化验、检查诊断疾病的，离了仪器设备，西医大夫不会诊断疾病；中医是靠中医理论根据望闻问切诊断的，不需要这样那样的设备。因此，在农村，没有仪器设备仅有西医大夫是治不了病的，而中医大夫则可以解决各种疾病问题。
中医药是在我国广大人民的劳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适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如，中医的诊疗方法以望闻问切为主，简单；中医的医疗方式以个体行医为主，方便；中医的治疗手段以手工操作为主(包括针灸、砭术、推拿、刮痧、拔罐等等)，价格低廉；5000年的历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治疗各种急性传染病(包括SARS在内)情况来看，中医极有效验。而且，中药来源以天然动植物为主，药用资源极为丰富(蒲公英、蝉蜕、马齿苋、鹿茸等都可入药)。中医按照风寒湿热、浮沉缓急、表里营卫、脏腑经络、虚实补泻、四季节令、相生相克等理论辨证施治，不主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或是“千人一方”。因此，中医的治疗效果安全可靠，不但能够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满足广大农民看病的需求，而且还可带动农村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农业经济建设和人民健康协调发展。
中医提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主张，对于贯彻预防为主的思想极为有利。如，夏天喝绿豆汤能清热解毒、消暑利尿；冬天吃羊肉能生津防寒；厨房里的葱姜蒜都是中医治病的良药。这些简单有效的防病措施，充分说明中医在农村初级医疗卫生保健服务中，对一些疾病的预防和及早治疗能起到积极的作用。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农村医术高明的老中医的私人诊所的就诊率往往超过乡镇卫生院。甘肃武都地区一个70多岁的乡村中医的门诊量约为离他1里之遥的7人卫生院门诊量的一半。天水地区一位老中医从卫生院退休后在家行医，几乎带走了所有看中医的病人。中医简单的方法不仅能弥补农村西医医疗设备简陋给检测带来的不便，而且确能满足农民看病的基本需求。在乡村采用以中医为主、中西医并重的治疗方法，既能提高服务的有效性，又能降低服务成本，还能够在农村医疗、预防、保健、健康教育、康复以至计划生育等多方面发挥作用。如一剂治疗普通感冒的辛凉解表剂--银翘散不过3～4元钱；一剂治疗急性胃肠炎的清热利湿剂--葛根黄芩黄连汤也不过4～5元钱。只要中医大夫辨证准确，患者服用3～5剂药就能痊愈，甚至1～2剂即可基本痊愈。与同等价格的西医药治疗相比，中医药具有作用缓和持久、副作用较小的优点。
与现代医学相比，中医药学无论是诊断还是治疗费用都要低得多，而其疗效已被5000年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所证实，因而对于不堪重负的各国政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无疑发展中医药学是实现“人人享有健康”的一种选择。例如，西医药治疗重症心脏病缺乏有效的药物，治疗手段不外搭桥、安支架、换心脏，治疗这些病约需数万至数十万元。而中医药采用保守的药物疗法，以北京宝仁中医院薛延平大夫的宝命十二丹为例，病人每月服药费用在600～800元之间，个别顽症需要服药2年左右，总费用约为2万元。中西医治疗费用几乎是1:10。
又如，我国是乙肝高发国，全国有乙肝患者1.2亿人，严重影响了人民健康，迄今，世界各国也没有好办法。就我们调查，河南艾滋病高发区艾滋病患者中约1/3同时患有乙肝，乙肝治不好，艾滋病也很难好。宁波裘爱国医生20多年前即研究出针灸为主加中药的三环疗法治疗乙肝，疗效世界领先，并已得到国内众多西医大夫的首肯，这一成果十多年前已经得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授权的机构组织的鉴定会通过，认为值得推广，但就是其药物拿不到国家药准字批号(因为按目前规定，中药的审批要求与西药一样)；裘爱国以其内部制剂号在全国200多家医院设立了联合治疗点，深受乙肝患者欢迎，也深受与其合作的西医院的欢迎与认可。但国家药监局的新文件只允许西药的内部制剂可以在医院之间调剂使用，中药则不行，所以200多个联合治疗点或者关闭或者暗箱作业。
再如，美国投入2000亿美元研究癌症而无结果，近来，美国已开始质疑手术、化疗、放疗三**宝的价值。西医治疗一例癌症至少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然而，运城崔扣狮大夫用中药内服外用治疗各种癌症(运城市中医肿瘤医院)，效果显著，费用低廉，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已得到国内几位著名专家的充分肯定，并通过鉴定，但始终未得到国家的研究资助，也未得到国家组织推广，广大癌症患者只能接受“手术、放疗、化疗”，在更加痛苦中加速死亡。此外，有4名中医的4种治癌中药已拿到国家批号，但有关部门并没有组织推广。弱势的中医要自己推广，实在太难了。
(三)主动参与型自我保健模式在农村推广很有意义
为了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摸索在农村搞中医科普的可行性，以及经络锻炼、按摩、推拿、砭术等中医疗法在农村推广的价值，我们课题组专门安排了一个子课题--经络研究为农村初级医疗保健体系提供科技支撑的研究，由北京炎黄经络研究中心承担。2004年6月，该中心开始在河北省定州市翟城村推广312经络锻炼法，经过半年多的实践工作证明：在农村，推广像312经络锻炼法这样的主动参与型自我保健方法，很受群众欢迎。312已经成为当地村民愿意接受的医疗保健法。群众的医疗观念，开始从过去花钱请医生开药方、打针、输液、吃药等被动的医疗，转变到用自己的双手、双脚和身体本身去锻炼自己的经络而达到主动地防治百病，保障健康。这种简便易行的保健方法适合在农村推广，农民无需花钱即可解决许多问题。
由此可以想象，按摩、推拿、拔火罐、刮痧、砭术等简便易行的中医疗法，均应该也可以在农村推广，这是解决农村缺医少药问题的一种方法(什么问题成了热点，相对应的委部局才会有更靠前的排位。都没病了，卫生部还怎么切财政的蛋糕，西医西药行业还怎么活)。此非权宜之计，乃是弘扬中华文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措施之一。
三、中医代表未来医学方向，并非因其简便廉验而只适合农村
中医简便廉验，适合农村。但绝非因其简便廉验而只适合农村。中医也同样适合城市，因为它代表了未来医学的方向。
(一)中医养生及治未病的思想体现了医学的目的
医学的目的是保障健康而不是找病治病。那种只崇尚科学技术而不顾人的生死与健康的机械唯物论做法违背了科学技术的正当使命，当然无法体现医学的真正目的。中医学在奠基之时就非常清醒地看到：解决疾病问题的办法就是处处依靠人，时时不离人，抓住保持健康的关键因素。从《黄帝内经》中我们看到，中医学首重养生和治未病，认为没有这一层修养，人们就看不到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无本则无道，无道则不知病从何处起，健康从哪里来。如此，只能导致“以热增热，以寒增寒，遗人天殃，绝人长命”。所以，能不能抓住根本，直接决定了医学发展的方向。
中医药学就是一直沿着这条道路发展起来的，真正的中医药学家对此心知肚明，而那些非行家们则以为中医药学“古旧”、“迂阔”、“不科学”，以想当然的理由使之遭受了百年“莫须有”的禁闭。岂知这样一来，人类对健康的了解程度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从理论上否定了人类自身存在的目的性，致使不知有多少人在“高明”的招牌下枉送了性命。一般情况下，合法的就是合理的；但是，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合法的未必是合理的。制定宪法也好，修订一般法规也好，总要有个理来主宰法，所谓法律精神。而今恰恰在医学领域，所谓的“精神”被“科学技术”手术掉了。没有灵魂的医学是可怕的，根本谈不上目的性。
(二)中医整体论及辨证论治的思想是化繁为简的先进思想--大道至简
抗生抗到无计可施，养生才能粉墨登场。中医学的养生思想与疾病治疗方略是一脉相承的，此所谓“不谋一国，不足以谋一城”。仅仅就病而治病，看似直接却是弯路，而中医学的奇妙之处，恰在于“曲则直”的道理。中医学以整体论和辨证论治思想具体表现这个道理，表面上不可捉摸，实际上是执简驭繁，简单到不可言说的境界。中医做到这种境界，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中国文化与中国医学几千年来致力于此，已经体用兼备，理高术精，故尔常用常新，与时俱进，信之则有，用之则灵。舍此而他顾，将与弃本求末无甚区别。
我们看待中医学与西医学的优劣长短，一定要避免表面化的浅层分析，以为盛衰已分，不可争锋。其实盛衰之理根植于人心。2005年初，新浪网文化频道搞了一个调查：“对传统文化认同多少”，有近2万人参加。在认同中医或认同西医的设问下，结果是：信任中医的占到20.79%，信任西医的占3.46%。民之所好，上必从之，此谓之顺民之志，逆之则亡。当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已经向人性化的方向转变，因此科学的人性化是科学发展的必然归宿。但是，从非人性化到人性化的跳跃，本质上是由研究物向研究人的转变。以前科学必假于工具才能开展研究，“有所待”则“无自由”，无法真正触及整体。而中医学以整体恒动的思想为指导，一方一法皆求之于人的天然良能。否则，运化失机，受役于物。所以说，只要看到了人之所以为人，一切问题皆可迎刃而解。
(三)国外不断涌现的新思潮表明，中医代表了未来医学的方向
中医现代化的研究表明，每当一种新的方法论传到国内，中医学界都是初以为能够改变中医的“落后”面貌，及至最后则草草收场，留下数种著作供人借鉴。比如控制论的应用，其作用是说明了中医五行学说的相生相克具有控制论的性质，但是实践下来，它毕竟代替不了五行之用。又比如信息论的出现，使中医学具有所谓信息医学的性质，为此以生物信息学为手段研究中医学方兴未艾。但是，因为人不能简单到一般生物的水平，此种研究在中医学中的应用也不容乐观。当代复杂性科学正当其时，能否将其应用于中医研究呢？我们认为，互动研究则可，代替研究则不可。
其实中医学自有一套方法论，只是有些对中医存有偏见的人们熟视无睹，不敢相认而已。这个问题由来已久，积弊甚深，触之则众怨，由之则国损，故促人长叹息。我们认为，中医学的解放和现代科学的变革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何建构一种能够使之互生互长、相辅相成的良性合作机制，在科学民主化的基础上发展科学，应当成为我国科技自主发展的根本战略选择。以两手共搏一手，其利弊得失，黑白分明。故从民族大义大利着眼，发展中医，促进科学进步，此不仅与藉科学 得未来的战略丝毫不矛盾，而且可以为我国创造出巨大的战略发展空间。因此，我们认为中医代表了未来医学的方向，其理论基础是中医与科学之间的互动发展。不能见此，则必然出现分歧，难以齐心协力地创造未来。
四、中医药有助于确保国家安全
(一)传染病的蔓延涉及国家的安全
美国兰德公司2003年的报告《新出现和再度出现的传染病对全球的威胁》中明确指出：大部分国家面临的威胁已由敌对国家直接军事攻击转为“灰色领域”的挑战，如传染病不可控制的蔓延等。现代科学虽然高度发展了，但今天疾病的性质及威胁程度比过去任何时候都严重得多，不仅有近几年突发的从前未曾想象到的致命疾病如艾滋病，还有几十年前出现过并被认为已得到控制的疾病又卷土重来，如结核病，并且毒性更大，抗药性更强。这是因为现代医疗研究的性质和导向，越来越偏向对微生物的大规模的灭活，打破了微生物与人类之间精确的生理平衡而造成的。如对此不加以重视，对一个国家的功能运转和安全造成的负面影响将是毁灭性的。
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现在都从国家战略高度，用系统论、复杂性、非线性等理论重新认识世界，寻求人类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途径。而天人合一正是我们的思想优势，并已经实践上千年。中医强调人与自然(包括细菌、病毒等)的和谐共处，通过中药、针灸等调整、激发人体的自组织或曰自康复能力来祛病健身，而不是去与细菌、病毒搞“军备竞赛”，对微生物进行大规模灭活。针灸能够治疗疟疾，绝不是针刺下去正好刺死了疟原虫，而是调动了患者的自身能动性，或曰改变了人体内的环境使之不适合疟原虫生长。这既维持了人与微生物之间的微妙平衡，又保证了人体健康，这应该是防治像HIV、SARS病毒所致疾病的最佳途径。这种中国特有的哲学理念、防治疾病思想，对于卫生突发事件如SARS的控制，对于将来可能的外来恐怖手段攻击的防御，乃至对于一个强大的国家公共健康系统的健全和“大国防”的建立，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所以我们不应放弃本国的优秀医学传统，而片面强调从西方国家引进现代化学药物来杀灭病毒。否则，13亿人的健康就会控制在外国医药财团的手中，届时我们就不得不求助于人。这不是泱泱大国之所为。因此，努力发展中医药实际上是一个大国防战略问题，也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求真务实之举。
(二)发达国家并没有善心帮我们治疗艾滋病
发达国家并没有将最新最好的治疗AIDS的化学药品卖药给我们，卖给我们的仅是毒副作用太大或实践证明疗效不高而不再推荐的药物。
根据我们的调研，艾滋病的治疗不能简单照搬国外治疗方法，应加强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的研究，寻找适合国情的救助措施。艾滋病的防治是国际性难题，虽然目前有多种抗HIV药物，但疗效亦未完全肯定，多种药物联合治疗艾滋病的“鸡尾酒”疗法不仅疗效依然有限，而且毒副作用也不容忽视，病人往往难以耐受，而为之采取的辅助治疗以及长期服药带来的国家财政负担也太重。再有，艾滋病患者对抗病毒药物的抗药性问题可能成为化学药物治疗艾滋病的一个瓶颈。即患者停药后再吃或不按时按量服用药物，则病毒对药物会产生耐药性。据美国进行的一项全国性调查，14%新感染HIV病毒的人至少对一种抗艾滋病药物产生抗药性反应，5.5%的人对两种以上的药物有抗药性。而在1995年到1998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5%和4%。所以目前国际通行的艾滋病救治方法并不一定适合在中国推广，也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治疗措施。
更为严重的是，目前国内抗艾滋病化学药品市场基本被默沙东、葛兰素史克、百时美施贵宝、雅培、勃林格殷格翰等国外的五大跨国公司垄断。一方面，这些公司授权给中国生产的药物，都不是最新最好的药物，也就不可能配合成疗效较好而毒副作用也较小的“鸡尾酒疗法”。另外，这些公司还将他们尚未上市，疗效和毒性都不清楚的药物拿到中国来，拿中国艾滋病病人做前期实验，如前段时间所曝光的地坛医院“免费”治疗艾滋病事件。如果我们允许外国的公司拿中国病人做实验，为何就不能容许本国应用数千年的中医药对艾滋病进行救治？为何某些政府部门长期歧视中医尤其是民间中医，对中医治疗效果熟视无睹？这种现象背后的本质，恐怕是受外国公司利益驱使，受公立医疗机构和研究机构的利益制约，而忽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如果我们不深入研究用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等重大传染病问题，中国人民的健康就可能受制于人。
五、中医是理论医学，可以应对各种疾病
过去，总有人说中医是经验医学，不科学，因而多有压制中医之情事。我们通过分析研究表明：中医是理论医学。几千年尤其是近几十年的中医实践证明，无论什么样的“新疾病”，无论是乙脑、麻疹还是流行性出血热，无论是SARS还是世界难题艾滋病，都可以依据中医整体观念，辨证论治进行治疗，并且解决的过程足以发展中医理论。
基于中医是理论医学、依据中医理论可以应对各种新出现的疾病的理念，2003年8月，课题组开始着手调研中医药防治艾滋病的疗效。10月底首次到河北固安县调研艾滋病病情发展演变情况。2004年3月，开始到河南省上蔡县和郸城县调研中医药治疗艾滋病情况，并对部分患者予以免费治疗。前后去了10多次，了解到七路民间中医自发前去治疗艾滋病，疗效奇佳，而且课题组的中医专家前后在那里治疗90余例，疗效也都不错。中医药有望解决发达国家二三十年未能解决的这一世界性难题。诚如上蔡县艾防办冯主任所说，通过病人服用抗病毒药物和服用中药的结果比较，只有中医药才能解决艾滋病问题。
自从20世纪80年代出现第一例艾滋病人至今，疫情蔓延十分迅速，如果不及时、有效地控制，将严重影响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中国也不例外。大约从2003年初，中国已经开始免费给部分病人提供“鸡尾酒”疗法的药物。但不容忽视的是：首先，40%以上的病人服药后，产生严重副作用，如头痛、腹痛、腹泻、呕吐、厌食等症，无法忍受而停药。第二，西药必须终身服用，不能停药，也不能不按医嘱而断续服药，否则病情反而会加重或恶化。第三，西药容易导致病毒产生耐药性，使效果明显降低。第四，西药费用昂贵，如果所有病人终身服药，任何国家都难以负担。第五，患者在服用抗病毒药物期间，还往往须针对其机会性感染进行治疗，这些费用甚至比“鸡尾酒”疗法药物费用更高。
根据我们的调查，从2001年至今，7路民间中医冲破重重阻力，主动上战场，用中药免费治疗了近600名艾滋病患者。结果表明：第一，效果非常明显，一般能在10天至6个月内完全控制病情，绝大多数患者都恢复了正常劳动能力。第二，没有明显毒副作用，迄今无一例病人因为药物毒副作用而停药。第三，大部分病人在服药3至6个月内症状消失，停止服用中药；停药二三年的，病情均没有复发。第四，中药费用较低，无需辅助治疗，治疗半年后亦不用继续用药，进一步降低了总体费用，具有良好的可及性。
但是，我国传染病法规定，传染病只能在传染病医院治疗，而中医是没有传染病医院的，因此，民间中医治疗传染病是受种种限制的。我们在调研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的疗效时，就遇到了各种阻力。我们非常感谢河南省科技厅同志对我们的大力支持，他们处处想的是老百姓而不是他们的乌纱帽。我们也非常感谢宝鸡市科技局和陕西省科技厅的同志们，他们居然敢于拨款支持宝鸡市一家民营企业研究治疗艾滋病的中药。虽然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没有找到这家民营企业的同志，不知道他们疗效如何。
我们不理解的是，明明中医治疗艾滋病效果不错，为什么有人总是要强调这些人有没有行医执照？什么学校毕业的？如何进入艾滋病村的?为什么总是要问：你们是否按西医标准做了检查？是否杀死了HIV？中医、西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医学体系，我们根本就不能用西医药的疗效标准衡量中医疗效。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不看看这些患者已经能吃、能睡、能劳动，可以上养老、下养小，为什么总是觉得吃西药哪怕躺在那里不能动或者很快去世也是科学呢？这就又涉及医学的目的，是要使人健康呢，还是要让人身上的某些指标达到某种人为规定呢？这恐怕还涉及到当官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以上调研结果表明，中医确是理论医学。中医药防治艾滋病安全、有效、可及，很有前景，国家有关部门应对中医，特别是对民间中医治疗艾滋病，给予更多的关注、爱护、鼓励、支持与指导，将他们纳入国家队管理，而不能简单地将他们排斥于“抗日队伍”之外。中医是13亿国人健康的长城，我们只能加固长城，决不能自毁长城。
六、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需要科技支撑
课题组在调研过程中深深体会到，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不健康，就不能说中国人健康。提高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是保障9亿农民全面实现小康生活目标的重要前提，也是实践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中存在的问题，除了政策法规问题之外，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科技支撑不足，说明科技工作在具体措施上还存在着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不够重视，存在着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误区，部分领域存在着科技“贵族化”倾向。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科技需求主要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农村医疗卫生科研项目急需支持
国家和地方对医疗卫生领域的支持，主要在药物开发、实验动物和医疗设备等方面，没有直接面向农村医疗卫生的科技投入。目前农村需要的是常用、廉价的医疗设备，以及价格低廉、质量可靠的常用药品，而这些项目很难在科技计划中申请到。中西部地区是地方病、传染病高发区，但是针对这些疾病的科研力量严重不足。如甘肃省的乙肝、黑热病发病率居全国首位，可考虑在甘肃省的医学高等院校设立专门工程研究中心或国家实验室，重点围绕乙肝、黑热病开展科研攻关。特别是，不论国家研究机构还是民间中医研究机构的已有成果，只要适用于农村就应加快研究推广，如河南艾滋病村的艾滋病患者中，至少百分之二三十同时患有乙肝。甘肃等西部地区是乙肝高发区，宁波裘爱国治疗乙肝的三环疗法及广东电白县谢卓邦治疗重症肝炎等，均应该组织力量认真研究，予以关注、支持、指导，加以推广。
(二)农村需要医疗卫生科技人才
农村医疗卫生水平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人才严重缺乏。由于农村经济落后，科研和生活条件差，人才外流现象十分严重。乡镇卫生院缺少高学历人员、业务骨干、农村实用的中初级卫生技术人员。农村急需一批确实能够解决农民健康问题的实用型人才，如大学毕业后，并经过大中型医院的长时间实习，掌握了一定实践经验的人才；特别急需一大批能够用针灸和当地药材解决农民健康问题的中医人才，而这些中医人才可以由当地中医大夫师带徒的方法培养，也可以由省市中医学院代为培养，也可以组织讲师团下乡培养。
(三)乡村医生需要生活补助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乡村医生是非常苦的。如在湖北恩施，按中央及州政府的政策，每位乡村医生或卫生员因承担许多卫生行政工作，按规定每月享受25元的工作补贴。州、县都是如数下发给乡里，而乡财政是把各专项拨款施行“捆绑使用”，往往连20元都很难按月足额发放，实际上造成“倒贴”现象。如SARS期间，强调是政治任务，必须做到日日报。乡村医生迫于压力只有去做。且不说各家各户去量体温、了解人员外出及返乡人员情况，因为山区住家分散，最远的离村卫生室15里山路，仅了解一户就要跑上大半天，有的山路甚至连自行车都不能骑，造成实际上难以完成任务。天天汇报统计数据，一个月就是15元电话费，再加上一个星期要往乡卫生院送一次报表，还要负担往返车费，不到20元的工作补贴仅此一项工作就不够。而且像“防艾”、“流调”、“防疫接种”等工作，都是政治任务，哪一项工作不做都不行。有些直性子的卫生员或乡村医生，干脆就提出不干了，啥处分都行，就是横竖不干了。一个乡村医生说：“本来收入就有限，勉强能吃上饭，结果辛苦一年还要倒贴一两口猪去，这活儿没法干”。大部分坚守岗位的就只能“偷工减料”。如某村有所小学，工作人员及学生约为200人，只有一只体温计。可每天都要报体温，填表格，而且还都是精确到36.71℃、36.4℃…。若一人量表时间为5分钟，200人就需要1000多分钟，约合10个小时多，那孩子们是否还有时间上课？因此只能是谎报。也因此，各级政府的统计数字只能是“虚”数。更因此，时间一长，工作量大，热情自然就慢慢消退了。不但各项工作难以落实，许多人甚至都懒得“应付”。
(四)农村医生需要医疗卫生科技产品和在职培训
农村医生尤其是基层的乡村医生，急需实用并能反映今天医学科技发展的教材或手册。希望借以能够掌握实用医疗知识和技能，以解决当地农村的常见病、多发病和地方病。因此，可以选编一些中医针灸、拔罐、刮痧、按摩以及民间有效偏方、验方等实用技术书籍，供农村医生使用。农村医生反映，长期没有进行过培训。因此，拨款责成省地县卫生教育部门对农村医生进行轮流在职培训很有必要。
(五)农村急需医疗卫生科普教育
我们调研中发现，农村急需医疗卫生保健科普知识宣传。例如，河南某艾滋病村卫生院同时有5个人在打吊针，我们一一询问他们的病情，发现没有一个需要吊针；其中一个十四五岁的姑娘吃饭不合适，引起肚胀，也在吊针。医生说，不给他们吊针，他们就说没给他们治病。像贵州的氟中毒，主要是煤中含氟量太大，除了政府适当补助对其炉灶加烟囱予以改造之外，还是要进行卫生科普教育。因此，需要普遍进行卫生知识科普教育。农村卫生工作应该以预防为主，通过科普工作，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向农民普及卫生常识和中医药养生保健知识，使农民对地方病和常见病有正确的认识，使这些疾病得到相应的预防和控制，并养成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
七、几点建议
我国百十年来的最大失误是教育失误：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不少民族精英失去了民族自信心，产生民族虚无主义，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否定自己的文化；在此基础上，西学东渐，虽然带来了许多积极东西，但其负面影响更大，导致西方文化居于统治地位，在中国造成了“科学主义”，要用西方一切标准衡量我们的一切，当然也要用西医药标准裁判中医药，使中医药目前处于从属地位，甚至濒临灭绝。
然而，中医药是我国的瑰宝，在我国农村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建立以中医为主的农村医疗卫生保健体系，必须在教育体系思想、卫生体系、人才队伍和发挥特色等方面下功夫，切实完善农村初级卫生保健体系，做到小病不出门，小伤不出村，常见病、多发病做到就地解决，实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目标；而这样的目标，西医药是绝对做不到的。为了确保13亿人特别是9亿农民和2亿城市低收入人群的健康，必须建立以中医为主、中西医并重的医疗保健体系。除了过去我们提出的振兴中医药的五大工程之外，尚有如下具体建议：
(一)从小学开始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却也导致人们彻底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导致我国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几乎全是西方文化和科技教育，致使大多数人缺少中国文化底蕴，因而遗忘或不理解中医药的先进性，产生自卑感，盲目崇拜西医西药。今天的大学生75%不知道《黄帝内经》，有自称知道的人却把它说成是金庸写的武侠小说，他们更看不懂四六句骈文了。我国中医院校学生学不好，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缺少中国文化底蕴。课题组曾几次去给大学生们讲中医药与中华文化，深受学生欢迎，他们渴望了解中国自己的文化，非常希望我们能经常去给他们讲讲中医药文化知识。我国中医药教育应从娃娃抓起，从中小学开始就应该学习一些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药知识，不要只是灌输西方文化。北京已经有几所小学开始讲授传统文化，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中医院校可以附设中医小学、中医中学，让娃娃从小就受到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山东中医药大学曾经办过少年班，我们认为是一个创举。因为高中毕业，已经受分析思维和形式逻辑思维影响过深，较难进入中医角色。建议有关部门组织古文专家、中医专家、历史学家等共同为中小学生编写一套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药的教材。
(二)尊重师承教育，为中国特别是为农村培养合格中医人才
中国传统文化很重视师承教育，这是中医药行之有效的教育形式，中国历史上就是靠师徒传承培养的中医。100年前我国80万中医，都是靠师傅带出来的，现在中医院校28所，培养的中医却越来越少，岂非咄咄怪事？今天，应该允许民间中医(哪怕只有一技之长)带徒弟，尤其是对一些有绝技的名老中医，应鼓励其讲学或带徒，使之学有传入。然后每年一次考试，合格者应允许行医。而且考试不必全国统考，更无需考西医内容和外语。如此，会在三五年内，为农村培养一大批初中级中医药人才，而且他们会非常安心在农村工作。
(三)为乡村医生制定扶持政策，鼓励乡村医生队伍不断扩大
为鼓励乡村医生安心农村医疗，确保乡村医生队伍不断扩大，应制定相应扶持政策，保证其补助金的发放，不能中途截流、挪做他用。这一点似乎可以仿效农村小学民办教师方式。
(四)为农村医生编写实用中医教材
建议组织名老中医，为乡村医生编写中医手册和科普教材，普及中医知识和养生方法。积极筛选一些治疗常见病、多发病等的中医适宜技术成果，通过培训班、卫生下乡等形式，向农村进行推广。另外，要加大宣传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业绩的力度，用实例来宣传中医药防病治病的效果。
(五)组织讲师团对农村医生进行培训
建议像当年组织中小学讲师团那样，组织中医专家讲师团深入到农村基层医疗单位传授实用中医知识和技能。以县中医院为依托成立中医网络服务中心，组织中医讲师团定期到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进行业务技术指导，为基层培训中医药人才。各省中医院校应组织教师学生上山下乡，为农民提供有效的医疗服务，并向乡村医生筛选推广中医治疗适宜技术及中医急救方法，使农民能享受到简、便、廉、验的中医医疗服务。
(六)开展多种形式的中医药科普教育
加强中医药文化宣传，营造加快中医药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必然要求和有机组成部分，更是建立以中医为主、中西医并重的有中国特色的医疗保健体系所必须的舆论宣传。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等宣传媒体，采取多种形式，在全社会宣传党的中医药政策，宣传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正确认识、理解中医药，关心、支持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要大力普及中医药科普知识，提高人民群众对中医药的认知程度，增强自我保健和预防疾病的能力。要加大宣传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业绩的力度，营造发展中医药的良好氛围。为此，建议组建中医药科普宣传课题组，负责这方面科普资料的编写和宣传，除编写科普读物之外，要在电视台举办科普讲座，宣传弘扬中医药的典范，编写类似电影《喜来乐》这样的故事片，也要编写古今名医的宣传片。
(七)加强中医临床研究，为农村提供实用技术成果
中医临床应用研究应不断探索中医药防治疾病的新方法、新技术、新设备和新药物。鼓励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对院内疗效确切、优势明显的中药自制制剂开展进一步的研发工作，并加强与相关制药企业的联合，利用其技术、资金等优势，促进中医药成果的转化和推广应用，努力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药新药，为农村初级医疗卫生保健提供切实可行的实用技术成果。
(八)在中央电视台农村频道设立中医科普宣传栏目
建议在中央电视台农村频道设立中医科普宣传栏目和乡村医生在职教育栏目。建议这两个栏目由我们倡导成立的中医药科普宣传课题组负责，由科技部农村社会发展司主管。
(九)支持民间研究人员临床研究传染病的中医治疗
从SARS防治工作可以看出，中医在治疗传染病方面明显优于西医。在SARS过后疫苗的研究方面，国家拨出数千万元给两个国家研究机构，结果钱花了，什么也没有拿出来，倒是两个民营医药研究单位没花国家一分钱，搞出2种疫苗进行试验；且不管其最后结果如何，从中可以看出民营机构的思路、干劲和创新性。
艾滋病情况也一样。我国西药研究机构20多年来没有研究出治疗艾滋病的药物，连实验性样品都没见到。当然，这不能怪他们，因为发达国家也没有解决。我国国有中医药研究机构从1987年援坦治疗艾滋病开始，迄今已有18年了，国家年年拨出研究经费，也没有拿出像样的成果来。所以然者何？思路已经西化。然而，人们不仅不检讨思路之错误，反倒怪国家支持力度不够等。
我们调研的7路民间中医没用国家的钱，没有立国家课题，却主动上战场，而且从他们治疗的近600例艾滋病患者情况看，呈现出中医药解决艾滋病这一世界性难题的一线曙光。
此外，就我们了解，像肺结核这样卷土重来的传染病，似乎西医疗效甚微，因为结核菌已产生耐药性。运城等地的民间中医颇有疗效。
因此，建议国家有关部门更多一点敏感性，更多地支持民间中医解决传染性疾病的研究，将之纳入国家计划管理之内。国家也应该修改传染病法，为中医特别是民间中医治疗传染病开放绿灯。
(十)尽快组织制定中医疗效标准和中药审评标准
标准就是游戏规则。谁先拿出标准，谁就取得了该领域的领先权。围棋是我国发明的，但日本制定了标准，今天的围棋比赛就要按日本的标准进行。
中医与西医是截然不同的两大医疗保健体系，标准也不应该一样。我们今天的中医药标准基本采用或参考西医药的标准，阻碍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标准的制定有两条需要注意：首先，要确定制定原则。既然中西医是不同的体系，那么制定原则必须是求异存同，只有如此才能突出中医的特色与优势；如果我们求同存异，那就会在“求同”的幌子下，抹杀了中医药的特色与优势，最后导致中医的消亡。其次，要有轻重缓急。有些标准，如中药房的标准、中医院的标准等等放在二三十年以后制定也不迟。而中医诊断标准、中医疗效标准、中药审评标准则需尽快制定，以扭转目前这些标准参照西医药标准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阻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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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谦、杜艳艳、张超中、傅俊英、仲海亮
杨巨平、施安丽、刘鸿泰、吉晓红，武夷山)